知日作家李长声先生6月17日19:00—21:00将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423教室讲茶道与日本文化，不能到现场的读者可以移步“腾讯直播”，观看“从茶道看日本”这场读书会。
耦耕读书会介绍
“耦耕”意为两人协同劳作的耕作方法，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农为国本，供养的是我们的肉身，而读书治学，供养的则是我们的灵魂。清代诗人袁枚曾言“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蠢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书中百味，饕餮盛宴，值得莘莘学子细细品尝。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立志培养未来世界高端金融人才，“耦耕读书会”也就应运而生。“耦耕读书会”由腾讯·大家与经济金融网、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MBA项目联合主办，旨在营造读书的氛围，并提供思想碰撞的平台。在耦耕读书会，我们通过嘉宾与师生的互动，探索书中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世界，“耦耕”也就不再仅仅是协同劳作，而是“我们一起读书”。
耦耕读书会目前已成功举办两期，后续会继续邀请更多知名作家与读者零距离对话，持续推出一系列精品读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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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会开始前，我们准备了十个问题，先问问李长声先生：
提问：我看最近流行的一个帖子，《日本文学11本必读书》，是您推荐的。请问：先生平时阅读，中文和日文占的比例如何？
李长声：平时在日本讨生活，几乎只阅读日文。读中文有一点休闲性质，上网翻阅。按住了键，流水一般地过目。而且，读评论多于读原书，往往读了评论也就不想找原书来读了。可说是读书甚不求解。我是1988年去日本的，被“开放”出去了，却没有亲身经历“改革”，所以落后于中国时代，不喜欢那些与时俱进的网络语言、饭局语言，没心情往下读，往下听，喝酒吧。
提问：您曾经写过，日本人很少藏书的，买了，看过，卖掉。您平常是怎么收集自己要读的书的？
李长声：日本流行过全集热，各种各样的全集，日本文学全集、外国文学、思想全集什么的，让作家们先富起来。不管是不是当摆设，家家的榻榻米上都立个书架，摆上一套两套的。后来经济发展了，1956年，也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那一年，日本宣布战败的复兴年代过去了，生活中流行“三种神器”（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可居家像兔子窝，只好把全集卖废纸。有一个作家叫出久根达郎，当年他开旧书店的时候，拿一卷手纸换一套几十卷的全集。日本人爱读书，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书取电器者也。我爱书，见了好书也很想据为己有，但是在日本不大买书，一是因为穷，如今也不富，看见国人来日本大把大把地掏钱买书，真有点羡慕嫉妒恨；二是图书馆太便利，住家附近的图书馆藏书百万册，想读的都读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逛书店。而且，读书不是赶时髦，我又用不着急用先学，在书店里看到新书也耐心等到图书馆入藏了再借来读。当然，有些书时过境迁也就不读了，甚而庆幸当初没浪费时间。
提问：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国内媒体写日本文化的随笔，但是中国的稿费一直比较低，在日本，靠稿费来生活现实吗？这样的写作您不急不躁持续了20多年，您写作的原始动力是什么？
李长声：写作完全是出于兴趣，是个人爱好，而且是业余爱好。其实，我算不上中国意义上的作家。在日本，我每年要报税，填写职业，我需要填“文笔业”或“著述业”。上世纪大概鲁迅们的时代是可以的，但80年代以来去日本的人都不可能靠中国的稿费在日本过日子。也许人民币越来越值钱，现在可以了吧，但是我寡作而且不畅销，完全不可能，那就喝不上酒了。我不用日文写作，也不是靠日本的稿费生活。日本作家可以靠稿费过活的少之又少，一些作家到大学当教授，或者到处讲演，就因为光靠那点稿费度日维艰，需要搞副业。我养家糊口的行当是翻译，写作乃业余，所以能不急不躁，估计还能持续下去。想写才写，若不是自己想写能写的，媒体约稿也不应。中国读者把我看成作家，说老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但为了卖书，只好跟媒体“狼狈为奸”。我自称随笔家，因为在读者心目中档次好像比作家低。出一本书或好几本书，未必就算得上作家，如今作家的门槛太低了，甚或没门槛，作家不过是写作者的美称罢了。前几天在手机上看了江苏台拍摄的《自适其适》，采访当代书法艺术大家戴明贤，这位老人家说得非常好，例如多读少写，与其写不高明的文章，不如读高明的书。他说：虽然没什么成就，但一辈子沉浸在自己的喜爱之中，也就其乐无穷。他说这是老来的自我解嘲，但我希望自己的一生能这样就好。
提问：不少评论者注意到，您的写作，延续了五四周作人的文学随笔传统，文化味道，不疾不徐的节奏等等，尽管周作人90年代以来有一个小热点，但范围和时间都有限，这种传统是如何在您的写作中发挥作用的？
李长声：我爱读鲁迅，也爱读周作人。我年轻时读过的全集，除了毛选四卷，那是时代所致，出自私心喜爱读的就只有鲁迅全集。周作人是后来才读的，而且读得很零散。从文体来说，我最喜爱鲁迅，但是不喜爱他的性格，虽然他有那种性格才有那种笔法。像一列火车，我自然而然就上了周作人那条岔道，倘若上了别的岔道，或许我的写作会翻车也说不定。我没赶上周作人热，您说的发挥传统也不是有意的。读就是了，喜爱就读得多，所谓近墨者黑，写得也有点像，可能归根结底还在于性格比较像。不过，阅读之广，见识之高，我只能望尘莫及。他见识公允，那不是装出来的豁达，而是天生的平和。
提问：在您的文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却正在于您偶尔流露出来的私生活。喝酒、旅游、读书，好像是您生活的三大主题？
李长声：我以前开玩笑，说自己喜好红白黑：红颜、白酒、黑字。开玩笑而已，对于我这种人，红颜不现实。女人是花，需要养，或用金钱或用才貌或用感情来施肥，我没有这些肥料。所以您给我归纳的三大主题才现实。或许可以说，做事营生之外，第一个主题是读书，第二是喝酒，至于旅游，我远远算不上热衷，像人家驴友那样。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文革，我是逍遥派，但人家革命派弄出大串联，我也不逍遥了，坐火车一路站到兰州。好像也因此跟兰州结缘，第一本集子就是敦煌文艺出版社给出的。那时候假装革命，跟着冲击省委，后来人家把一大沓材料寄到学校来。这是我文革期间唯一的造反行动，也是我旅游之始，但可能上了年纪，后来就不喜欢到处跑了。一位我崇敬的作家对日本感兴趣，经常去日本，游的地方比我多得多，使我都愧在日本了。我只去自己喜欢的地方，看看风景，泡泡温泉，然后就喝酒，喝到不知道今宵酒醒何处。您觉得我写旅游有点多，那是因为在日本住了将近三十年，而且是小日本，爱游不游也差不多游遍了。
提问：在日本，用日语生活，用中文写作，这种语言的转换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生活还是写作，更能接近自我？
李长声：常看见作家被问为什么而写，倘若有人来问我，我的回答是为自己，为读者，也就是所谓粉丝。我没有更大的更了不起的理由，我从来不关心国家大事。为自己，我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为读者，我认认真真写。我觉得，用日语生活，用中文写作，丝毫不冲突，反而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促动思考，有意无意地进行中日比较。很多人在日本用中文写作，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到哪里都很文化，往那里一站就弘扬中华文化，所以日本办有很多中文报纸，提供了所谓园地或用武之地；二是写作的人是要诉说自己的遭遇与心情，当然不会说给近乎无关的日本人听，而是要说给自己人，他们才能理解自己，同情自己。日本有女性写作的传统，这可以从历史找原因，而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写作，无非想诉说，她们远远比男人更想说自己。所以，写作更能接近自我吧。中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观念，一旦拿起笔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未必真实了。
提问：在您的写作中，很少提到出国以前的生活，倒是在写一些美食中（《吃鱼歌》），您好像提到过母亲做的酱豆？和父亲喝酒？这些早年经验，在您的写作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李长声：我要写的是日本，我叫作“贩日”，就像个倒爷。我妈说我一条道跑到黑，我作文也是一条线，不愿意旁骛，即所谓展开，人家的文章是枝丫如盖，我的是一根竹竿。譬如写生鱼片，我吃它并非始于日本，当年在故乡就吃过，当兵时常用来下酒，但我要贩卖日本，也就懒得说。有时也难免不触及自己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吃食之类，譬如在国内生活吃生鱼片可能是日本人留下的吃法。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那就是跟祖国一起成长，文革、下乡、当兵、回城，大家挨饿我挨饿，大家出国我出国，如今大家得糖尿病，我也跟着得，一辈子随波逐流而已，实在没什么可写的。但是可以说，我对日本的感受、认识，基本以自己出国以前的生活和学识为背景，那时候的我闪烁在字里行间，也就高不到哪里。
提问：在日本，国家虽小，也更现代，但是很多作家好像有浓厚的故乡情结。您好像经常去参观作家的故居，看他们的文库，写他们在故乡的故事。故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长声：写故乡无非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一种经验罢了。大江健三郎在东京写作，写的作品走向世界，但他的文学故乡、文学灵魂是他出生的四国森林。但是像坂口安吾那样的无赖派作家，给故乡题词，题了一句故乡没啥可说的。从地方到中央，还有一个语言问题。譬如村上春树从神户到东京，他说自己使用标准语就像是在用外语写作。一个人如果用外语写作，倘若写得磕磕绊绊，那么，在这个犹如一边学习语言一边写作的过程中，他就会修改自己的真实的体验与感受。村上春树翻译美国小说很有名，但他从来不用英语写作，对所谓双语写作也不以为然。当过日本笔会会长的井上厦从地方来到东京，为自己的方言自卑。当然，这是地方人进入中央环境的心态问题，不是否定方言。好像日本作家常常有一种自卑感，例如夏目漱石，不大像中国作家那样居高临下看读者，看自己笔下的人物。常说日本文化带有哀愁，或许这种哀愁也出于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自有可怕之处，像三岛由纪夫笔下和尚的自卑，干脆把金阁寺的美烧掉。
提问：您很少直接写自己的故乡。故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长声：我好像对故乡不那么热爱，没有那种像是一种境界的“乡愁”。对故乡的感情也有陈旧的一面，与羁旅、烽火相关，或者父母在不远游什么的。故乡与他乡还有个距离问题，但今天有网络，瞬息万里，有飞机高铁，风驰电掣。我父母健在的时候，我是回来看他们，不大有回乡的概念。别人听我的口音，问起来，我才想到乡音无改鬓毛衰，自嘲是苞米碴子味儿，就像说大连人说话是海蛎子味儿。我贪杯，人家打听了我的籍贯，说一句怪不得。也就这么点故乡的骄傲。近年到过一些地方做活动，却不曾被故乡“召唤”过。
提问：你的写作，写日本，同时心中也有一个中国，写中国，心中又装着日本。您的视角，似乎处于中日之间，而没有落实在任一方。您在写作中有没有“异乡人”的感觉，在，却又不属于任何一方？
李长声：不，我属于中国。我是30多岁来日本的，从语言到思维早就顺拐了，怎么也“归化”不了日本。居处易改，本性难移。所谓异乡人，我顶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受，不是文学层次、思想层次的异乡人。我写日本，并不把它装在心里，基本是旁观者，而且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是袖手旁观。对于中国，因为隔了海，也不免作壁上观。就我以及我周围的作者来看，好像作文时基本不选边站。这样一来，也有点难讨好，里外不是人。譬如日本有个财团一拨一拨地招待中国作家、媒体去日本，吃喝玩乐几天，他们回来就大讲日本的好话，但不把我们这些长年侨居日本的所谓旅日作家看在眼里。中国对海外媒体下功夫，如今他们大都召之即来了，但好像不大把旅日作家们放在心上，这倒是符合公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场地提供：单向空间·花家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