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的英语字汇是arrangement。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字用作经济分析重点的人。一九六七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后该章独立成文，一九六九发表，题为《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忆当年，arrangement这个字的采用来得不易。记得走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单用「合约」（contract）论选择，似乎不够，合约之后要加一个字。大家讨论选择的是合约的什么。是形式吗？是条款吗？都有点不对头。最后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师立刻同意，认为最恰当。
安排何解？有时同义的是「制度」（system），但不一定对，何况「制度」往往过于广泛——例如共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问：共产制度的权利是怎样安排的？问题就清楚了。好比你买了一间房子，要选购家具，搬进去，摆设一下。我问，你打算怎样把家具安排呀？大家都知道我问的是选哪些家具，怎样摆设。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来的家具摆设制度，是一种原则。如果我问：你打算用哪种制度摆设呀？你多半不知所指。安排容易观察，其意浅白。
我喜欢想得浅，喜欢想得简单。我的困难是自己以为是浅的，轻轻带过，或懒得重复或细说，好些时误导读者，而有时刻意地重复申述的，读者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安排——合约的安排——数十年来我认为是经济学问的重心所在。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转用「结构」（structure）来代替。这个选择起于合约有结构性，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话题上，经济学者是喜欢论结构的。「结构」无疑可以代替「安排」，但前者听来远为深奥，把可以是很浅的学问推到牛角尖去。是的，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创始人，在我来说，我的贡献只不过是合约安排的分析，没有其它——也认为不应该有其它。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从事的走上博弈理论的路，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是复杂的学问，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问题其实也是合约安排的问题，才体会到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产权问题不会存在。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给我的启发实在多。自一九八二写好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没有再刻意地为国际学报写文章。九七与九八的两篇英语演辞，是重要的应酬，一别十五年，旧师友读得频频提问，彷佛我是来自火星似的。佛利民读其中一篇——《交易费用的范畴》——后，来信说：「你对经济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
我可没有像一些无聊之辈说的，放弃了经济研究。今天是二○○七了，离开美国学术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的演进我跟得紧。今天，在经济体制运作的话题上，对也好，错也好，我的思维早就脱离了三十年前的师友，一士谔谔。六年多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维放进去，在国内搞起一些波涛，但那是按着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发挥，虽然修改与补充无数，但传统还是棱角分明。几个月前答应了高斯，为他明年于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写主题文章，不是普通的应酬。九十六岁的老人家，对我影响那么大的，关心中国，重复地说整个研讨会是押在我那篇文章上。
我想，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心领神会，都搬出来吧。我对高斯建议，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要把《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的心得，借题发挥。是在这思想准备的过程中，我想到「经济学的缺环」这个话题。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缺环（missing link），作研究生时就知道，说过不少次，可没有用上「缺环」这一词。得到中国经验的启示，我意识到此「缺」也，有好几个层面，有时是明缺，有时是暗缺，要解释得网上的同学明白，不容易，我于是想到刚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办公室提出的合约「安排」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浅的，不妨试试。
严谨而又正确地看，经济学的缺环是漠视了合约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细小如戴维德的捆绑销售，也可以庞大如整个地球的制度运作。重要的起点是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会竞争，决定谁胜谁负要有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产权制度。是艾智仁的天才提点——艾师早应获诺贝尔奖。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贡献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约束，而这些约束就是合约安排了。不是天才得那么厉害：一九六七提出合约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只是要通过一个名为「政府」的机构处理。这其中的思维发展，高斯的权利界定角度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想当年，受到艾师的影响，我参阅了大量的英国产权法律历史书籍。但法律归法律，经济归经济，二者不容易加起来。是科斯的思维给我一把照明灯，让我从那些复杂无比的法律历史看到以法律约束竞争的蛛丝马迹。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产权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权（ownership right）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议北京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者大可保留为国有，把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头就是英国传统与高斯想象中的私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一种合约安排。
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对高斯说，他心目中的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奇怪，去年他对助手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看来是说他的思维错了。完全没有错，中国经改是以他的思维作为起点，虽然通过我的传达与阐释。北京不会否认，他们的伟大改革的起步重点，是选走明确界定权利的路。这是高斯的思维。当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为的行为今天还有，但这条路中国是走上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权力下放，层层承包，层层界定，会发展成为后来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后者也是一种合约安排，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说漠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没有错。同学们不妨参考四、五十年前的「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课本，差不多没有一本提及产权问题！论制度，不谈产权，不可能不胡说八道。
地球上的天然资源就是那么多，有些可以重复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尽（像石油）。有生物，而人类是其中一种。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资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机会要靠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天灾是生物灭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错。不适者灭亡是定义性的，不可能错。人类的自私可以改善资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机会，成为适者，但也可以改坏资源使用的安排，自取灭亡，不适也。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从定义性的套套逻辑加进局限条件（或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是科学，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足够的智能搞这项玩意。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资源的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环，是关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而因为有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机会要看约束这竞争的合约关系是怎样安排的。我提出的经济学中的缺环，是这些合约安排被漠视了。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一知半解，没有详尽或深入的分析。说什么资源使用，论什么收入分配，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大失败。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我推出的那一种，是针对这缺环而动工的了。可惜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合约的行家选走博弈理论的路，对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一无所知。调查与阐释合约安排是极端头痛的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可以花上数年工夫而拿不准，不是一个要在大学拿得铁饭碗的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
让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假设例子说说经济学的缺环的几个层面吧。让我假设人类的主要资源只有一种：土地。人多，土地供不应求，于是稀缺，竞争使用于是出现。如果这竞争没有约束，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必然的后果。这消散会导致人类灭亡。没有约束安排的资源公用，或约束不宜，带来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证据多得很。以产权界定使用，或以等级排列权利，或以法例规限行为，是三种不同的竞争约束，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方法。这些都是安排，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虽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通过律师办理的那种。每种安排都可以很复杂，变化多。历史上，土地产权的演进，记录最详尽的是英国。等级权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产中国。法例规限或管制，到处都有，而这些研究经济学者做过很多，虽然不是从减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
土地实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划分，指定某人某户有独享的使用权。这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神州大地盘古初开有之。古时，为恐外族侵犯，要鼓励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许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史学家说的封建制度了（是我个人之见，史学家可不是这样看）。中国如是，欧洲也如是。土地使用权的年期可长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称fee 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转让权，称fee simple absolute——这就是西方法律鉴定为完整的私产土地了。如果土地没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权，其所有权（ownership 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够长，费沙的利息理论说是否永久无足轻重。如果外侵不忧，土地的转让权重要，非常重要。多种理由这里不说，铁一般的证据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个大名鼎鼎的「维新」的要点，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这是说，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一处，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
上述简略地说一下土地的权利安排，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约安排了。这里略说，好叫同学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只不过是推断权利划分的合约安排会怎样转变：按照当时的局限转变，中国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局限转变稳定，国家整体性的合约安排一定会朝着我指定的方向走。当时反对我这推断的师友无数，芝加哥的舒尔兹甚至来信说经济学不可能推断这种事。这些大师们的缺失，是中了经济学的缺环之计，以为制度问题是政治上的事，不了解制度的选择只是选择合约安排，原则上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是同类分析。想当年，同意我对中国推断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赛尔。我们日夕研讨经济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维是在经济学的缺环中打转。细读我八一年的「中国」文稿后，他说推断的结论难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但他说：「反复重读，理论逻辑没有错，一百分，所以一定要发表。」
这里补充一个小秘密吧。当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样的一回事，立刻建议北京容许承包的自由转让，这等于容许土地的买卖了。其实当时我知道，这容许一定会出现，因为局限的现实会促成这项合约安排的修改。这项及其它类似的，使不少人误解，以为北京听我的话。当然不对，但走在时间的前头，以推断作建议提出，中计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这样的甜头我吃得不久。可不是吗？近几年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建议，明里暗里皆非推断，效果彷佛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中国今天面对的局限，有国际政治的问题，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有从西方学回来的我不懂的新潮经济学知识，变得太复杂了。未富先骄也是个大问题，而衷心说实话，推断穷人的选择与推断富人的选择，历来比推断不穷不富的选择容易。
这就带来另一个科学问题。科学方法说，推断一个现象的发生与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是同一回事。逻辑上，这观点没有错。然而，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一般远比推断还没有发生的容易。二十六年前我推断中国经改会走的路，准确得很，算是推断了还没有发生的。然而，在当时，我熟知地球上多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历史，有不少前车可鉴，准确的推断是比较容易的。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加上上述的复杂局限，前途的推断远为困难。两年前贝加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是基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他可能对，但中国的经验史无前例，外地的经验作不得准。贝加出错的机会于是增加了。我们当然希望他错。
还是回到土地使用的例子去吧。
传统的经济分析，着重于土地，以农业为主，土地与劳力是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古典学派着重于租值与工资的厘定，是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的起点。到了新古典学派，有数学的协助，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容易处理，资源使用有了均衡点。再跟着是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的分析大行其道。于今回顾，英国的P. Wicksteed应该是此函数的开山鼻祖。
我很少用生产函数，有时避之则吉。这使不少后生小子以为我这个老人家不懂。其实我是懂的，曾经非常懂。一九六八在芝大，R. Fogel正在写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Time on the Cross》，分析美国黑奴的生计，我替他解决过一个生产函数的问题。那时该函数的英雄是Z. Griliches，也在芝大（后来是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今已故），跟我很谈得来，指教过我，而他的好友D. Jorgenson从加大转到哈佛后，曾经与我共事过一件反托拉斯案。后者天才无疑问，对生产函数与统计分析的结合令人拜服（此君应获诺奖，还没有）。
前后左右的朋友都是生产函数专家，近水楼台，机会难逢，但我没有「入局」。不是不佩服这些大师，而是当时人民公社在中国搞得如火如荼，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那时我有两个姊姊在中国，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都是专业人士，但没有饭吃，真的没有。在香港的母亲要按时寄粮食到大陆救济。发生了什么事呢？早一年我写好了《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与土地使用的史实知之甚详。人民公社带来的饥荒遍布神州，显然是因为「公社」那种合约安排出了大错。此错也，把什么生产要素放进函数方程式也不管用，挽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那是要改革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是的，说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是经济学的致命伤，不容易找到一个比人民公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但不要忘记，任何合约安排，漠视了，或大或小经济学都有类同的命运。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是经过当年慎重而又深入的考虑。
上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期，见到中国的承包制稍有眉目，我知道土地的合约安排开始修改。重点与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相若，但中国的势头有别，于是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也是当时，几位美国经济名家向北京推荐「生产函数」理论，我禁不住痛下批评。
感谢老师艾智仁，是他的影响一九六三我开始重视产权问题，是他的影响我反复重读高斯五九与六○那两篇文章。艾师也推荐一些籍籍无闻的关于不同产权对经济的不同效果的读物，而英国的土地产权演变历史也是他介绍的了。当时艾师极力反对任何博士生以产权为题写论文，理由是题材过于湛深，学子不能应付。但当我决定以产权为题时，他不反对。他很喜爱我提出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作论文题材，但因为绝大部分的资料是日语，我不懂，要放弃。最后选佃农理论动笔，也是以产权的变动为出发点，至于此题发展到合约安排的选择那方面去，是意外的大收获了。
一九七三年，为了逻辑的需要，我把高斯的交易费用广泛伸延，以之包括所有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费用，所以应该称为社会费用（二人或以上成社，后来这交易费用的广泛定义，高斯与佛利民皆同意）。在这广泛定义的思维下，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我突然察觉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产权及任何制度皆无足轻重（一九九一在瑞典晚宴中遇到阿罗，他提到我这观点，表示同意）。这是说，任何产权制度，包括市场及合约安排，没有交易费用不会存在。这也是说，制度、市场、合约等的安排，皆因有交易费用而起，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减少这些费用了。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是重要文章，其中指出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
有另一个重要问题。高斯定律说，如果私产存在，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会适当地处理社会成本问题。然而，我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所以高斯定律是错了的。这不是说高斯定律的思维不重要——其重要性不减——但该定律之错我要到一九九八才在《交易费用的范畴》一文中写出来。
也是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一个国家的宪法其实是合约安排。跟着的思维发展，是产权及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措施都是合约安排。同学要知道，经济学（或者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所说的合约定义与法律的不同。后者，当法庭说合约不存在，是说依照法律此约不存在，或不合法。经济学所说的合约，是竞争需要有某些约束，而约束权利划分的协议是合约安排，有时含意着权利的直接或间接交换，有时只约束行为，有自愿性的也有强迫性的。不要忘记，这里说的竞争是艾智仁思维下的竞争——资源稀缺、僧多粥少的必然竞争——不是经济学课本说的市场竞争。
合约安排的定义于是变得广泛，包括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互相规限，包括不言自明的风俗习惯，而合约可明可暗，起码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某程度要互相遵守。这样看，合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承诺，不一定需要白纸黑字写下来。也不需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是集体对集体，所以不需要有私产的安排才有合约。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一本北京出版的中文书，内容是共产政制下的合约安排。对艾智仁及德姆塞茨提到这个小发现，他们认为不重要，因为不大相信没有私产会有真实的合约。我当时也那样想，但后来这想法是改变了。
上述的广泛合约理念，除了两三篇文章，我很少用上。一则是这理念在行内没有出现过，解释起来很麻烦；二则是多年来，这个广泛的合约理念自己没有足够的掌握。我是要到近几年研究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知道这制度的整体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合约安排，才肯定自己多年来的想法没有错，对经济结构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层面。
在此之前，我说的合约，通常是众所周知的，在产权有了界定之后的市场交换合约，不是界定权利的那种。这两类合约之间没有清楚的界线，分类处理很不容易。数星期前发表的《经济学的缺环》，内里说的合约安排是市场合约的狭窄理念。这里要向同学们澄清该文，不能不把合约安排的理念广泛地阐释。说过了，不湛深，但很复杂，同学们要细心地推敲，反复地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