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的《财经正前方》播完就中国近期的通胀问题采访张五常教授的特辑，朋友打电话给我：“第二部分一篮子物品那里没听懂。”于是解释了一番，朋友回应：“听了你的解释就懂了，怎么你不写一篇文章说明一下？”我说：“我老早就已经写过了啊。”
我说的是2005年12月的时候写的一篇跟张五常教授聊天后的笔记《与张五常聊中国的货币制度》，本来只是发给好友私下传阅，但后来被朋友搬了上网。如今重看此文，大体上仍觉满意。
凤凰卫视的采访播出后，我立即把录下的节目的字幕整理成文在博客里公布。节目的时间毕竟有限，张教授这个一篮子物品为锚的主张有很多言外之音，是观众需要有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与对他写过的十多篇相关文章有所了解作为背景知识的，因此很多朋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对采访中涉及的一些内容我也觉得有必要进行补充性的解释，以协助大家的理解。
为此，下面的内容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先把当初写的笔记中比较核心的部分略作修改后转载于此，第二部分是针对近日读者提得比较多的、有代表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第三部分则是对采访中涉及的一些内容作补充性的解释。
我对于张五常所说的朱镕基无意中发明了很好的货币制度的说法中所不能明白的，是人民币挂住美元，与其他国家钉住美元的制度到底有什么不同。开始时我听来听去，都觉得只不过是中国对于守住人民币的汇率态度绝对坚决，97金融风暴时说不贬值就是不贬值；其它国家却是言而无信，这边厢信誓旦旦说不贬值，那边厢政府官员自己先就抢着进行兑换美元的“大逃亡”。似乎只是因为朱镕基个人的强硬作风起了作用，而不是制度本身就有着内在的抗御国际炒家的稳定机制。
直到张五常提到其它国家是用外汇储备来守汇率，而中国的货币制度顶多只需少量的外汇储备时，这才是终于触及到核心问题。因为即使其它国家也强硬，但外汇储备见底，弹尽粮绝，想守也守不住，即使不是言而无信，也是无能为力。但中国的货币制度是怎么运作的？根据张五常的解释，假设人民币挂的是黄金（以黄金为锚），如果是金本位制，外人是拿着人民币要求中央银行按指定的固定比率支付黄金；但在朱镕基的制度下，中央银行担保的不是向拿着人民币的人支付黄金，而是担保拿着人民币的人在市场上可以用指定的固定比率购买到黄金（所以中央银行自身不必储备大量黄金）。
因此，准确来说，人民币挂的不是黄金，而是金价（金价就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成交的指数，只不过这时这个指数只有一个价格成分，就是金价本身）；中央银行担保的不是由它来兑换黄金，而是担保金价固定不变。当时我就问：“但怎么保证金价不变？如果炒家要炒高金价怎么办？是要进行价格管制吗？还是要中央银行向市场投放黄金以保证黄金的供应？价格管制是干预市场，而向市场投放黄金就必须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啊。”张五常说：“都不是！而是中央银行要收缩银根。”这一句宛如当头棒喝，我想：“哎呀，我真蠢！怎么就只想到用增加黄金供应量来抑制金价上涨，居然没想到也可以用减少货币供应量（即收缩银根）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然后我马上联想到一件事，脱口而出道：“这是货币政策啊！只不过格林斯潘的收缩银根是为了抑制通胀，而这里的收缩银根是为了抑制金价。”准确地说，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中，调整银根（货币供应量）是为了稳定通胀率、失业率等指标（因此这时可以再次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张五常说美国货币挂的锚是这些指标）；而这里所说的货币政策是为了稳定被选定为锚的物品（如黄金、美元、一篮子货币、一篮子商品等）的价格或价格指数。
更清楚地说，朱镕基的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的“管理浮动”的货币制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其它国家是用外汇储备来守汇率，用货币政策来调整经济；而朱镕基是用货币政策来守汇率（钉住一种或一篮子货币时），人民币所挂的锚的供应量直接由市场提供，外汇储备也就不需要了。货币政策用来守汇率，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货币政策用来稳定经济的作用。
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说，为了守住汇率而放弃货币政策，这岂不是自废武功，失去了调整经济的一大利器？这值得吗？这里又引出一个关键之点，那就是张五常的《不要忘记货币的基本用途》一文中最重要的观点：（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恰恰是因为货币制度有问题才需要的，如果货币制度本身就没问题，根本不需要货币政策！
货币制度要解决的，就是币值稳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币值稳定”与“汇率固定”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而“币值稳定”是为了把使用货币以协助人们进行交易的费用降到最低。如果货币制度有问题，那就意味着币值不稳定，而经济波动恰恰是因此而起的。正如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所实证的那样，包括1929-1933年那一场空前绝后的经济大萧条在内的所谓的“经济周期”，起因都是货币供应量失调，价格信息中夹杂了币值不稳的信息，使人们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
例如，当生产者看到自己的产品价格上升时，这个价格上升可能是因为市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上升（意味着经济体的局部或整体在扩张）；也可能是因为货币的价值相对于该产品的价值下降（即货币贬值），因此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标示同样数量产品的价格；也可能是上述两种因素都同时存在。如果价格上升的原因是第一个，那么生产者的正确反应是扩大生产，增加产品的供应量；但如果价格上升的原因是第二个，那就只是整个社会发生了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并没有扩张，生产者也不应该扩大生产；如果价格上升的原因是第三个，那么生产者扩大生产的程度只应该与真实经济扩张的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多，也不能少。
由此可见，币值不稳定，价格信息中包含了通胀因素，生产者就很难正确地判断应否扩大生产，以及生产扩大到哪种程度才算是恰到好处。过分扩大生产的后果是生产过剩，生产扩大的程度不足的后果是生产短缺，最终的结果都是引发经济周期（波动）。反之，价格下降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失调（即币值不稳）；为了反经济周期，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经济。但是，正如前所述，格林斯潘看着滞后的通胀率、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滞后的调息，极其不完美（他对实际经济状况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即使没错也存在着时滞），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实际的经济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脱节，反过来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货币政策本来是为了稳定经济而实施，但由于货币政策的不完美，本身反而又制造了经济波动，这就是美国现行的货币制度/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局。
但是，如果货币制度本身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已经相当完美地解决了币值稳定的问题，货币供应量不失调，经济波动的根源也就釜底抽薪，哪里还需要什么货币政策去稳定经济呢？而张五常认为，朱镕基发明的货币制度，就是这么一种没有问题（或至少是比美国的货币制度的问题要轻得多）的货币制度。因为这个货币制度，如前所述，是以一个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货币的锚。由于可以在市场成交，一方面中央银行就不必储备大量的“锚”物品；另一方面可以即时地获得关于这个指数的信息（如可以直接利用外汇市场[以一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为锚时]、商品期货交易所[以一种商品或一篮子商品为锚时]中的现有指数）来即时地调节货币供应量。
如果这种制度还不算是近乎完美的货币制度/货币政策，我确实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堪称完美的了。
这样的货币制度，无货币政策之名，却最能真正实现货币政策之实，而且内外目标同时兼顾。这时本国货币与其它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虽然不是固定的，但波动的原因不是本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有问题，而是其它国家货币的币值稳定有问题。私人可以通过外汇市场上的对冲工具（如外汇期货、期权、掉期）来管理外汇风险，中央银行根本无需参与。
接下来是回答近期读者提得最多的一些典型问题。
其一：这种使人民币钩住一篮子物品的制度，会不会造成政府全面控制物价？
这个问题早在我前述那篇笔记在网上流传时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而且提问者的来源正是北大经济论坛这参与者应该都有相当的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地方。然而这个问题分析下来，就会发现，提问者若不是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没有真正学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中最基本的知识。
因为我的那篇笔记中出于简化的需要而用了黄金为锚物品作例子，北大经济论坛就有人指出，这样的货币制度固定了金价，岂不是等同于物价管制？而如果把锚物品从单一的黄金扩大到大致能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状况的一篮子物品的话，政府岂不更是全面控制了所有重要物品的价格？
首先我们从事实来看一下这种论点的荒谬性。如果上述的质疑是正确的话，那金本位制就是历史上管制金价最严格也最成功（因为维持时间最久）的制度了，因为金本位制下金价就是天然地固定的。例如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二战后美元挂住黄金，其它各国货币挂住美元，在70年代美元危机爆发之前，金价一直都丝毫不差地固定在一盎司35美元的水平上。如果这叫做物价管制，为什么从来没有经济学家反对？不仅没有人反对，当这个制度濒临崩溃的时候，大家还竭尽全力去挽救它，甚至于“欧元之父”蒙代尔直到现在还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应该回复到金本位时代。（你们该不是要告诉我，芝加哥学派出身的蒙代尔会是反自由市场的政府干预主义者吧？）
再看金本位制之后的情况。我们大概可以放心地作出以下的判断：经济学上所有的货币主义者同时都是信奉市场的自由主义者。而所有的货币主义者的共识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就是一个严格地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胀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同时也是政府干预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中央银行。这无非是说，把货币钩住通胀率。虽然后面我将会解释钩住通胀率跟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有什么区别，但在钩住这一点而论，二者是类同的。（因此张五常教授曾经把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称为“小通胀率”，因为这篮子的物品比计算一般的通胀率所涉及的物品种类要少得多。）如果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就是全面控制物价，那钩住通胀率对物价的控制程度只会是更全面而不会是更片面（因为一般通胀率涉及的物品种类更广泛得多）。那就奇哉怪也了。怎么那些市场自由主义者（货币主义者）们竟然会推崇一个全面控制社会各方各面的物价的政府为负责任的政府？竟然会以此为自己所主张的理论的基本原则？
接着我们就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这论点荒谬性的根源所在。第一，问题是出在对“价格管制”这一概念的顾名思义、不求甚解，只要见到价格固定就认为是政府在管制物价。
如果只是按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确实政府采取某些措施使某种或某些物品的价格固定下来就是管制物价，然而这“某些措施”是包含了很多性质完全不同的措施的。大致上来说，这些措施有以下几种：（1）发布行政指令，直接禁止供应商把价格厘定在高于规定的价格之上（如限价令）。（2）管制需求（如配给制）。（3）增加供给。（4）控制货币供应量。
从来没有经济学家会把第四种归纳为价格管制的措施，因为它的本质其实是稳定币值，管制的其实是货币自身的价格，而不是货币所钩住的一种或多种物品（锚物品）的价格。我们通常把货币看作是物品的价格，其实逻辑上物品也可以看作是货币的价格，既然货币的价格被管制着不变，当然锚物品的价格也是被管制着不变的了。但正如张五常教授在以往多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过的那样，什么物品的价格都不该管制，但就是货币的价格必须被管制。打个比方最容易理解这一点，货币就如同一把尺子（长度的标准单位），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用来量度其它物体的长度的。其它物体的长度可以变化，尺子这个长度的标准单位可不能变来变去，否则不同物体的长度怎么能有个准绳去进行比较？
所以，说货币钩住锚物品就是价格管制，从字面上说，对；但问题是，那根本不是经济学家所批评、反对的那种会造成租值消散的浪费的价格管制，所以，也不对。那些质疑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是全面管制物价的人，是用后者的后果去批评前者的措施，若不是不懂概念，就是偷换概念。
（PS：经济学所批评反对的价格管制措施，不但不涵盖上述的第四种，也不涵盖上述的第三种，事实上增加供给才是真正能有效而又无不良后果的平抑物价的正确措施。只不过增加供给通常受制于资源约束、生产周期等因素，不采用这种措施往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不过本文不是要分析价格管制的各种措施，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问题是出在对货币理论的似懂非懂。如前所述，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锚物品的数量相适应的水平上，从而控制物价水平（通胀率）的稳定的。如果不控制物价水平才叫自由，那当年疯狂滥印金圆券、使物价水平走过一条街就已经飙升数倍的国民政府最自由、最不控制物价了。这样的经济学常识，是上过《宏观经济学》的货币部分和《货币银行学》这两门基础专业课的人都应该掌握的。
其二：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的货币制度，与现在通行的钩住通胀率的Fiat money制度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其实也早在我写完前述的那篇笔记之后就有朋友向我提出了。且说那篇笔记的起因，就是因为一位朋友向我申斥他无法明白张五常教授所提倡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是什么，于是我转述于张教授，得他不厌其烦地解答了我一个又一个问题，煲了史无前例之长的电话粥，最后甚至于把教授的手机都煲到没了电，终于让我彻底明白了他的主张。电话粥的成果就是那篇笔记，转交给那位朋友阅读。他刚读完时也觉得很明白，但回去后再思索其中一些细节，又提出了其它问题，其中一个就类似于这里的第二个问题。当时他的说法是，现在的通胀率也是根据一个一篮子物品来进行计算的，为什么不直接利用这个现成的篮子，而要另外构建一个篮子呢？
其实张五常教授已经在多篇文章里一笔带过地简略谈到现行通胀率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二。第一，通胀率所选取的一篮子物品太多太复杂，以致其物价指数难以在市场上成交（即人们无法真的在市场上购买到这样一个篮子的物品），这样的锚就显得不够清晰，其指数不能即时计算出来（例如今年七月份的CPI指数在八月中下旬才能公布），货币政策的实施也有相当长的时滞。而张五常教授所建议的一篮子物品，是一个种类少得多（三十至一百种）、选用的物品也以能够在市场上有清晰、即时的成交价格可以查看到的为标准（所以他主张的是期货市场、批发市场上的物品，详情请看《一篮子物品的选择》和《一篮子物品的组合与操作》二文）。
其操作方式是央行直接从商业银行回笼货币（如无息借入货币）或投放货币（如无息贷出货币）来实施。这种为实施货币政策而进行的货币借贷当然是强制执行的，商业银行必须服从央行管理，为执行国家的货币政策履行义务，这就如商业银行必须在央行存放存款准备金是强制执行的一样。之所以是无息，是为了避免货币供应量的调整直接影响利率，利率应该是由市场自由地决定，实际上是由投资回报率决定的。所以张教授并不主张使用调息（利率）这种美联诸近年来喜用的、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其实弗里德曼也是反对以调息的方式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毕竟像格林斯潘那样的调息高手是可遇不可求的，其成功太多依赖于格林斯潘这个人，而不是制度本身）。
这样，由于篮子中每一种物品的价格（期货市场价格与批发市场的价格）本身就是秒秒皆知的，篮子中物品的数量与比例又是固定的，那么这一篮子物品指数的高低当然也是秒秒皆知的了。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又是通过直接地投放与回笼货币来实施的。因此，在这个货币制度下，货币政策没有认知与实施的时滞。
第二，通胀率所选择的一篮子物品的质量经常变动，不能正确地反映真正的物价变动情况。物价水平上升，可能是因为货币贬值，但也可能是因为质量普遍提升，实际上已经变成另一篮子的物品，但计算通胀率时全都糊里糊涂地算作是物价上升了。因此，张教授建议的一篮子物品在选择时不但要选取成交价格清晰可见的，而且要选取质量稳定不变的（于是期货市场的商品再次受到青睐，因为这个市场上的商品质量之清晰稳定是可以用标准化合约来进行成交的）。
其实上述的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都是计算现行通胀率的那一篮子物品的成分太复杂，质量有变动只是加强了复杂性的一个突出因素。
举一个例子吧。例如“住”的物价，现行的通胀率是以租房价格、建筑材料价格等组合计算出来的。其中租房价格就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价格。因为其质量大不相同：不同地段、不同装潢配套程度乃至不同面积的房子，其价格之天差地远是人所共知的。建筑材料中有也很多是质量变动不居，或不同市场的价格差异相当大。用这样模糊不清的价格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是无法在市场上成交的，因为政府根本无法担保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些物品的确定数量——如果政府担保说一万元可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简单起见，假设现在的篮子里只有一种物品——房子），你是买穷乡僻壤的一间草房里的一平方米，还是繁华都市的一座高楼大厦里的一平方米呢？如果说担保的是买这两个极端的平均数，但又怎么会有大量房子正好就处于这个平均数上，可以供人们真的去尝试着购买一下，而又不会因这种尝试性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而进行的购买影响了它的价格（所以前面要强调这类房子的数量必须是大量的），从而证明政府是言而有信的呢？但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购买一下的可能性，这钩住一篮子物品的约束又怎么算是可靠的呢？（虽然通常不会有人真的去尝试着购买一下这一篮子物品，就如同期货市场上很少人会真的进行实物交割一样，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最有效的约束。）
张五常教授主张用水泥这种物品来代表“住”（当然代表“住”的还有其它物品可选进这个篮子里，此处只举水泥是为了简化起见），因为这是房子的基本原材料，而且其质量的稳定、不同市场却有相当一致的价格这两大优良特性完全满足要求，人们若不相信政府的担保还真的就可以去尝试着购买一下。
所以，一篮子物品的指数能否在市场上真的进行成交，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正是这一分野使张五常所主张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与现在通行的以通胀率为锚的货币制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张教授有一段时间习惯于使用“以一个可以在市场上成交的指数为锚”来称呼朱镕基发明的货币制度，只是朱老钩住的是单一货币（美元），其可以成交的指数是外汇市场上的汇率，而张教授建议改钩一篮子物品。在这个意义上，与张教授建议的货币制度性质类同的，是朱老的钩住美元，而不是美国钩住通胀率的Fiat money制度。
另外，以美国为代表的Fiat money制度，准确来说钩住的是两个锚，除了通胀率，还有失业率等其它经济指数，因此锚的清晰性更差（失业率这个指数可是完全无法在市场上进行成交的，其模糊不清更远甚于通胀率），调控的复杂程度更是倍增，币值之难以稳定可想而知。张教授经常提到的一个证据是：美国的利率调整极之频繁，而利率本应是投资回报率的市场指示器，投资回报率显然是不可能如此频繁地变动的，这意味着美联储（美国央行）一直在摸索着那个模糊不清的锚在哪里，钩来钩去就是钩不住。以格林斯潘如此精通经济与货币，处事又毫无私心杂念，美国货币政策还是得到这样差强人意的结果，可见是货币制度的问题而非人的能力不足。
其三：货币以这样的一篮子物品为锚，会不会被炒家通过炒篮子中的物品而使货币受到狙击？
张教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早在2003年12月25日发表的《一篮子物品的选择》一文中就指出：“如果北京真的要选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我很想知道他们选出来的是些什么，其比例又如何？问题是，北京应不应该公布呢？公布篮子内的物品及其比例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国际对人民币的信心。但如果不公布信心也足够的话，不公布可能较为优胜。外汇市场炒家甚众，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比较难炒，但多了一种炒法：先在外汇市场下了注，然后炒物品。这是近于杞人忧天，但我就是喜欢夸张一点，把问题推到尽。”后来他又在2006年3月10日发表的《一篮子物品的组合与操作》一文中修正了这一看法：“篮子内的物品是些什么是要公布的。此前我认为物品的比重不公布可能较好，但见去年七月起央行转用一篮子货币，不公布细节人民币有明显的不稳定效果，改变了主意，认为物品的比重也要公布，物品种类够多就有保障。毋庸置疑，篮子内的物品细节愈明确，市场信心愈大。”并认为“炒家可以炒篮子内的任何物品，但不会炒到人民币那边去。”
也就是说，只要篮子中的物品种类足够多（张教授原来主张只选择三十种，后来认为可以提升至五十种甚至一百种），炒家虽然可以炒物品，但每种物品平均来说只不过占了1％的比重，对整个篮子的物价指数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其实即使篮子里只有30种物品，平均每种物品所占的比重也不过是3.33％而已，对整体的影响仍然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说，其实我们不妨想一下，有哪种货币制度是完全没有机会被炒家狙击货币的？没有！没有锚的货币就不用说了，用不着什么炒家狙击，它自己也会迅速崩溃。至于有锚的货币，炒家总能通过炒锚来狙击货币。只是不同的锚相比之下，一篮子物品应该是所有锚中最不容易被炒家控制的了。单一货币和单一物品作为锚是最容易炒的，炒家只要炒一种货币或物品就行了。（所以这是一篮子物品为锚比以黄金或美元为锚要优越之处。还固执地认为金本位制比这一篮子物品为锚的货币制度为好的，是只想到锚的清晰性，而没有通盘兼顾考虑炒货币的问题。）
而一篮子货币与一篮子物品相比，首先可以选入篮子的货币种类就远远不如物品，（能在国际上自由流通兑换而又稳定可靠的货币能有多少只？不要说100种，就是30种可靠的国际流通货币都无法凑够数。）种类不多就会导致每一种货币平均所占的比重较大，炒家只需控制少数几只就已经足以控制篮子中的大部分比重。其次，市场上货币的供应量也比物品的供应量要少，炒家炒前者自然要比炒后者容易得多。
所以，如果炒家要炒，无论哪种货币制度都会有可乘之机。除非因噎废食搞外汇管制，炒家是永远无法禁绝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最不容易被炒的货币制度，而不可能是绝对无法被炒的货币制度。
换一个角度来看，炒家炒货币天天都在进行，但达到狙击货币这样严重的危机的，毕竟还是十年一遇。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其币值并没有明显地脱节，炒家又能从何炒起？索罗斯的自辩“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并非全无道理。而当货币是钩住一个能大致地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一篮子物品时，该国的经济状况与其币值又怎会有明显的脱节呢？
至于有些朋友提到外国政府会通过控制这篮子物品的价格来控制人民币，情况与炒家的问题类似。其实外国政府比炒家还多一重顾忌：如果它炒起了那个篮子的物品，而这篮子的物品基本上是按“衣食住行”来选择而组成的，则它自己国家里同样的物品也会基本与衣食住行有关（只不过是各物品在篮子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不同），炒起这些物品会导致它自己国内也发生通胀。炒家可以不管其它国家因他狙击某国货币而发生通胀，外国政府却不能不考虑本国也会遭受池鱼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