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热？

　　按照公开的数据，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在1979年～1998年的20年为9.7％，在2000年～2003年的4年平均为8.2％。另一方面，1978年的景气状况应当是偏热，而1999年偏冷。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的9.7％的平均增长速度并不高，而2000年以来的8.2％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了景气状况从偏冷走到偏热甚至过热，反而是太高了。 

　　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过去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比较高，现在降低了。如果完全这样解释，并且假定从去年底到目前的状况只是略为偏热，则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在过去四年应当低于8.0％。如果进一步假定从去年底到现在的景气状况是严重偏热或者说过热，那么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在过去四年就只有7.5％左右，今后还应当更低一点。 

　　前不久出版的《中国统计摘要2004》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按照该摘要，2003年的支出法GDP比生产法GDP高出3.6％。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统计误差。在1994年到2000年的七年里，两者误差（绝对值）平均为0.5％弱，按中国情况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从2001年起，这个误差连续三年大幅度上升。考虑到其他多方面的情况，包括上面说的对潜在生产能力的估计，生产法GDP较大幅度低估了过去三年的经济增长率，而支出法GDP反映出来的增长率更接近实际。按支出法GDP名义额和生产法GDP隐含的价格指数推算，GDP增长率在过去三年平均为9.6％。生产法GDP隐含的价格指数可以与消费价格指数和投资价格指数互相印证。 

　　有很多细节难以一一讨论，这里只提一些我自己研究的结果，并且只是一种估计。基本的估计是，潜在GDP的增长率，在1978年为10.7％，目前为8.6％，今后五年平均可达到8.4％。这样说没有考虑结构问题的影响。过去三年的实际增长率应当不低于9.6％，比潜在GDP的增长率高出1个百分点，这导致经济景气从偏冷走到轻度偏热，目前实际GDP比潜在GDP高出1％～2％。 

　　1978年以来的情况是，实际GDP超过潜在GDP的最高值约为5％，这可以说是严重过热，而偏低的最大值超过了6％，发生在1990～1991年。这个偏差和通货膨胀率（按GDP价格指数度量，下同）有很高的相关性。1990年以来，年度通货膨胀率最高为1994年的19.6％，最低为1999年的－2.4％。按估计的GDP偏差来说，1990～1991年间是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一个原因是相当多的价格还没有放开；另一个原因是产量指标对国营企业还比较重要，导致国营企业在需求疲软的时候大幅度增加库存（那时库存过多增加也有预期错误因素的影响）。 

　　价格管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与GDP偏差的不一致。按照市场需求，电价大概应当与钢材等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时上升。这样的话，电价应当在去年到今年初大涨，而目前可能维持在高位不动。实际过程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在过去的情况下，经常会用直接控制部分价格的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使一些管制价格在潜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候不动，在潜在通货膨胀率不高甚至为负的时候才补涨。这一次拖到6月份才调高电价，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受到管制的重要价格还有铁路运价，煤炭价格也是部分受到直接控制的。 

　　就今年全年来说，GDP超过潜在生产能力的程度可能不到2％，通货膨胀率估计6％。这样的情况，与过去的情况是一致的。显然，通货膨胀率与GDP偏差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在略为过热的时候，需求扩张较多引起实际产量的增加，而在严重过热的时候，需求的扩张会更多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GDP的偏差也可能略为超过2％。 

　　2％的GDP偏差和6％的通货膨胀率本身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如果不加以抑制的话，总需求膨胀会加速发展，很快就会发展到严重过热的程度，所以及时控制总需求是必要的。但在量上应当有一个大致的把握，过分夸大经济过热的程度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现在，各方面对经济热度的看法渐趋一致，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煤电油运紧张局面的看法上。石油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煤炭紧张是铁路运输问题和价格问题，所以有关的只是电力和铁路运输问题。如果前几年电力和铁路投资多一点，现在的情况就会好得多。所以，这两大“瓶颈”在更大程度上是结构问题，不是总生产能力的问题。 

　　尽管如此，短期的瓶颈制约仍然是重要的，这会使短期的生产能力受到抑制。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才说目前的GDP偏差可能略为超过2％。完全从总量的角度看，算出1％的GDP偏差都显勉强。更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农产品价格和工资水平等因素，已经很难在简单的宏观分析框架中处理了。（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