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
日前碰到余世存，他依然是满脸悲天悯人的痛苦，诉说着人世的种种不幸和内心的哀伤，说我们这一群六十年代的人，大多数靠写字为生，写字表达内心，很少进入政府或商界，他们是离群索居的孤独者。这让我沉思良久，这群六十年代的人，数十年过去了，但对生命、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热爱依然挥之不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先是浸润在几乎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传统氛围中，我记得小时候，我能够接触到的，除了样板戏和《林海雪原》之类，就是《左传》和《史记》等等；然后他们被改革开放连根拔出，放置在无限宽阔的莽林之上，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被“五角丛书”，被尼采、萨特、哈耶克乃至弗洛伊德所湮没。看来六十年代的人，其成长经历是无根飘浮的；在燃情岁月中，他们迸发并埋葬了理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为和户籍相离的“边缘人”飘来飘去。我姑且称这样悲情的一代人为“飘一代”。
经济学中也有这样的“飘一代”，也许现在经济学可以称为“显学”，经济学人看来似乎也是市场经济的宠儿，其实经济学人的生存状态是相当艰苦的，竞争气氛也颇激烈，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们的工作，通常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2点之间，工作内容包括阅读、写字、思考和辩论，一个晚上一点钟发出的电子邮件，在10分钟内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复是很正常的。和世存那样心力憔悴状态不同的是，经济学人的“飘一代”有通过互联网、学术会议和聚会所形成的朋友圈，没有朋友才真正是四壁徒然的贫困者，孔子结交朋友的要求是很高的，《论语.学而》中记载他对朋友的及格线是“无友不如吾者”，似乎孔子有些孤高，生活中除了“师”便是“学”，他从鲁国归来后，杏坛再度中兴，听讲的弟子数千，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有老子这样的人可以问“道”，有72弟子可以“传业”，唯独没有听说孔子有什么在流水曲觞的好友，这多少或者是孔子交朋友非得拿自己的学问做标竿，《警世贤文》中也有言：结交需胜己，似我不如无。这样的态度怎能交到朋友？相信每一个人都既精彩又乏味，既博学又无知，相信合作之美才有朋友。这篇小文，便是记载“飘一代”人的众生相。
一、不修边幅的“五常弟子”易宪容
有个不修边幅的男子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很惬意地翻着书，满脸的笑意象蜜糖一样几乎要流淌到地上。此种异象引起了一位售货小姐的注意，她忍不住过来问这位男子，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有趣？抑或最近有什么大喜事？这位男子的回答出乎意料：“人生中有什么事情值得不开心的？我每天都这么高高兴兴。”这个每天都对生活充满喜悦的男子，就是易宪容博士。
易宪容博士的最大嗜好是读书，不仅读，而且译，现在如日中天的张五常教授之名篇《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都是老易组织翻译的。象我这样贪图享受的人，如果不在咖啡馆，那么一定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而象老易这样开心的人，大约是无欲则刚吧!老易非常不在乎职称和名气之类的东西，只是对阅读和写作有兴趣。如果到易宪容博士家造访，他十有八九在躺着看书，那些书绝大多数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英文著作，更绝的是，通常这些书上会有作者签名，著作者可能是科斯，也可能是张五常或者诺斯。老易常用的口头禅是“好书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就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研究而言，易宪容博士无疑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也是大陆第一位新制度经济学国际会员。老易尤喜骑车上班或赴会，满口南方乡音可以使得北方人听得如云里雾里，加上他写书，写论文或写随笔从来都是独立而为，凡事总是一个人施施然而来而返，也许我们不妨称其为“独行侠”。最近我，赵晓、何帆、巴曙松以及余晖等捣鼓“东方博智工作室”时，老易看这拨人读书、写字和讲话还算认真，才客串一把成为九个核心创始成员，于独行之余浅尝群居。
稍谙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科斯可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开鼻祖，但却引怪才张五常为其知己，在当年张正在合约经济学方面如日中天，隐隐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一代宗师的时候，这个老玩童却返身不顾，从学术界销声匿迹，为美国石油大亨去搞战略研究去了，据说其研究至今仍然是美国石油行业秘不示人的“战略圣经”，使得象我们这样的后生小子常常嗟呀不已，为“过瘾”而更令人叹息的是，率性行事的张五常身后可谓难有头角峥嵘的传承者。老易也不是，张的张狂不羁到老易那里变成了恬淡无争，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似乎并不在意他人话语权的滥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老易严肃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不断，行文流畅的经济随笔更是产量不俗的同时，却飘然在经济学界的种种恩怨情仇之外。以最近席卷大陆的“张五常热”为例子，对张的恨羡交织已演绎到离谱的程度，老易受张五常先生之邀在港大做客座研究，亦是张先生合约经济学的“嫡系弟子”，更兼张先生在大陆的许多演讲安排，背后都有老易若隐若现的影子，而老易居然能在灯火澜珊处沉默笑看，实在是老易的性情使然。和老易在酒酣耳热后闲聊到此事时，我们看到了除夏业良博士揭竿批张，以及高晓勇先生流泪挺张之外的第三种态度。记得近日张五常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后曾和夏博士留影，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意，但夏博士对媒体说，他坚持原来的看法。聊到此处老易和我有些忍俊不禁，老易轻描淡写地说，夏博士要坚持什么观点呢？就学术而言，国内绝少有就合约经济学提出和张相商榷的，有自己的观点的学术文章；就为人而言，个人无权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则是自由主义的起码常识，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根本谈不上“观点”二字。这是张五常先生对并非和他的文章，而就他的为人喧嚣尘上的各种谤誉不置一词的原因，也恐怕是学界大多数人对这场居然是发生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奇怪争论冷眼旁观的原因。这另我想起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尽管在我看来这是部语焉不详的奇怪之作），据说此书问世后，只要你是研究社会正义的，那么你是不能回避这样的起点的，无论你是否同意《正义论》，你必须给出你支持或反对的理由，然后继续前行，这或者可称为坐而论道。但对张五常先生的争论已绝非坐而论道，因为我们至今没有拿出和张的作品质量相类似的，对张从《企业的合约性质》以及《经济解释》这样或雅或俗的作品中的观点提出反诘的，任何象样的东西来。看来，不可说的，必须沉默，在这点上，汪丁丁先生实在是有风轻云舒的气度。喜欢张五常，就让我们期待张先生有更精彩的文字；不喜欢张，那么买书翻书、按遥控器的手指都在你自己身上，不买不看不听，纵使他张大师又能奈你何？
另外，再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空到西单图书大厦来，偶尔在经济学的典籍之间看到一个笑嘻嘻的人，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你稍一询问，而他恰好又是骑自行车过来的，操满口你听不太懂的家乡口音，那么此人必是蟄伏偶出的易宪容博士！写完上面的字给朋友征求意见时，有深圳的一位漂亮妹妹来信说，文字所写的确是易宪容，她和老易从香港乘同一班机到深圳时，老易为了说明香港的东西如何价廉物美，当场脱鞋让她欣赏之，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读到这里，我为这位漂亮妹妹庆幸不已，幸亏老易当时在香港买的不是衬衣T恤呀！
二、“博士咖啡”之率真赵晓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旦脱离了互联网，就象来到沙漠中仰望太阳的罗非鱼一样绝望。这群人目前有四个，即巴曙松、赵晓、高辉清和我。从2000年初四条鱼创立“博士咖啡”以来，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说话。学会说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加尔布雷斯是会说话的，所以美国人如果说你“象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在说你非常有话语权，非常有名的意思；萨缪尔森也会说话，所以他和大众沟通起来没有困难；弗里德曼会说话，所以他化了19年的时间给新闻周刊写专栏并亲自主持电视节目；克鲁格曼也会说讲话，不过却总是不中听的话，所以大家称他是“国际经济的乌鸦”。罗素也说，如果你不能用直截了当的话语将事情讲清楚，那么就在讲之前先学学讲话。我们四个人就老老实实先学说话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少讲昏话胡话废话大话。
“博士咖啡”团体如何合作呢？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先经过激烈的“窝里斗”，拿出能说服我们四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总成，然后四个人就初稿再相互攻击，最后拿出文章。据说这种协作方式是很时髦的“虚拟团队”，即在虚拟工作环境（通过数字或电子通信的方式工作）下，由进行实际工作的真实的人们组成。虚拟团队工作方式的四项要素是工作分担、团队成员、有效沟通和适用技术进行高度的融汇贯通。“博士咖啡”一虚拟就虚拟了两年多，实实在在地写了不少文字。雪莱说过，“我写的东西都付诸流水，任它浮沉”，如果两年多来的文字能有一点点积淀下来，就足以欣慰了。
“博士咖啡”四人常常争吵得不亦乐乎，写出来的文章如果连自己都不能说服，如何能说服他人？此过程中，巴曙松博士远在香港，他自以为社会历练已经将理想的鳞片从身上一片片扯下来了，其实囊子里仍然有理想主义的情结在。此君在中银香港用餐时，是必先吃果盘然后再用正菜的，颇有港人讪笑其不懂如何吃西餐，这时，谁提醒不幸就降临到谁头上，巴曙松会正襟危坐地向你进行西餐常识普及，然后做愤世嫉俗装说，我就是先吃果盘坏坏洋人的这个规矩。接下来必然又是一翻奇谈怪论，洋人为什么喝红茶？那不过是早年丝绸之路运输过去的中土绿茶变质了，只好再发酵弄成红茶而已；比萨饼为什么是将馅一古脑儿撒在饼上？恐怕是当时的洋人没有掌握包饺子的艺术等等等等，弄得众人啼笑皆非，时间长了也只好见怪不怪了！由于巴曙松和我都是以金融学为主攻，观点接近，吵架的余地不大；高辉清博士为人宽厚，情感内敛，是永远不会先你而去的真朋友，但和他吵架的感觉，和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差不多；唯一能吵者，就是赵晓博士了。
赵晓体肥而健谈，好色而言佛，有一北京大学漂亮的女博士后秋水长天者，对赵晓的评价是：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他，赵晓的嘴属北京烤鸭型的！本来意欲写赵晓的七宗罪，但念及杀戮不宜太烈，姑且列赵晓的以下缺陷。
赵晓是极善于剽窃知识产权的，有一次博士咖啡讨论银行对储户的态度时，发觉外国银行对中小储户的帐户普遍收取管理费，而中国国有银行则更象慈善机构，不仅不对零星小额储蓄收服务费，甚至还免费提供电话费、水费的收取服务，并开设养老金支取专柜，全然不顾自身资源为仅能给它带来亏损的客户所占用。巴曙松感慨说：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赵晓很快以此言我内核写了一篇妙文；说到学术合作时，巴曙松又发宏论，说赠人以玫瑰，自己手上也会留有玫瑰的香味，旋即也被赵晓化入其另一文章中。在一次和他人的争吵中，我笑称，以目前无所不在的管制而言，中国甚至并不需要经济学家，只需要对经济学常识的起码尊重！结果也被赵晓剽窃之。赵晓之劣迹还包括将别人总统竞选时的话也拿将过来，写有“将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一文。北大易纲教授谈AA制时说到了人口流动性因素的影响，结果赵晓立刻就有“请客的经济学”妙文，称中国人喜欢众乐乐吃大锅饭，独戚戚一人买单；而洋人则偏好ＡＡ制，各掏各钱，为什么？在一番梳缕之后，赵晓找到了一个浅明的经济学解释，让人拍案惊奇：据说是中西人口迁徙方面“流动性”差异使然，历史上中国以农业文明为特性，人的流动性较差，因此，一个人请客买单，实际上隐含着被请的人日后也会请他的假设，大家轮着来，时间一长，谁都不吃亏。而在西方，海洋和商业文明使得人的流动性很强，团聚在一起的人吃了这顿下一顿不知道哪辈子再聚，所谓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所以为了大家都不吃亏，彼此分摊便是最好的选择了。姑且不论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但赵晓剽窃之迅捷，的确令被剽窃者叹为观止。剪刀浆糊先生们，实际上是应该学学赵晓这个“没有受害者”的剽窃之罪。
说到经济学家茶座，赵晓和它有颇深的渊源，在赵晓为经济学家茶座所写的刊首语中，即使是那句精彩的“茶座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也是剽窃了法国诗人“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据”之典而来。有些人天生说不了玄奥难懂的话，赵晓便是，说学术，他在《经济研究》、《改革》等上面是有文章的，说实证，作为经贸委的官员，他少不了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做发展战略研究，但赵晓似乎还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随笔和评论上，作为北京大学博士后的赵晓对随笔倾注热情，此不务正业之罪。其随笔读来如品清茶，不徐不急，不少文章上了《读者》之类的文摘刊物。而我的笔友们则抱怨我的文字艰涩痛苦，读来让人难以开怀一笑。我手写我心，赵晓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滞于物的空灵分子，其文字自然飘逸轻松；而我则多少属于索然无味的浪漫绝缘体，文字亦在憔悴肃杀之中。不过世上并没有超然的真实，只有我们的心境感受到的真实而已。因赵晓文风飘逸，就难避免上半身有风度，下半身暴露本质的情况，例如赵晓有一名篇曰“路径依赖”，是酒酣耳热之际，赵晓雄辩滔滔而成，说马的屁股决定了古罗马战车的宽度，而马车的轮距决定了早期英国电车的道轨宽度，并最终决定了欧美铁轨的轨距。赵晓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通过铁路运输的，象征着现代文明精华的美国航天飞机的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所决定的！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路径依赖这个概念鲜活生动。但若论真相，其实物理学是我的老本行，目前全球的航天飞机，美国的几架是按一个原型克隆出来的，另外一架就是原苏联命运多舛的暴风雪号，这些庞然大物，机身长度在36-56米不等，机身宽度约6-8米，而翼展则至少在24米。从图片上看，火箭推进器翼宽至少也在6米以上，怎么会和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相若呢？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看来赵晓天真率性之自然流露，偏偏遇到不解风情的磕死理儿了。赵晓言必称“真佛只说家常话”，也是每天在小心翼翼学说话的，这样的经济学人实在太少！相反，那些诘屈鳌牙的文字，赵晓是不屑为的，这让我想起了另两个人有趣的话语，鲁迅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一条清澈的小溪，比深不见底的臭水潭要好得多！波普尔则说，要警惕那些人，那些人声称具有我们所不具备的智慧！茶座的老读者，想来是了解“真佛只说家常话”的含义的，要学会说清楚明了的话，殊非易事！
最近赵晓和我还就宽容、佛意之类大吵了一架。我转贴了摩罗的一则短文，但网友michael chen 说他一直很难理解宽容的源泉是什么。是知识，是本性，是道德，是宗教，在他看来，如何学会宽容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我非常同意宽容源于对生活真相的洞见和对人世存在苦难的深切同情的表述，以为宽“宽容之源泉即灵魂之救赎感”，而赵晓则雄辩涛涛地说，宽容是人的行为之一，有些社会之所以宽容，特别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宽容，而另一些社会相反，就是因为两者的约束条件不同，关键的问题是找出这些约束条件。经济学本来和哲学是一个幼儿园里玩的。最早隶属于伦理学系。后来的经济学用了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假设来推导理论，并提出政策。经济学就是哲学。谈经济学就是谈哲学。这套将诸多学术源泉一锅煮的气魄，让我不寒而栗，不敢再争论下去。关于佛意，赵晓大概是意乱情迷，突然写了段文字说：“中国有两尊最大之佛。一是江苏无锡灵山站佛，一是山东龙口南山坐佛。在下皆有缘前往并得佳赠，某日从郑州返京。在机场遇一僧人，行走如风，猜想为少林僧。后上机，竟相邻而座。问则答曰，少林武僧延海。近日将赴德国授技。僧观吾手戴天眼石手镯，笑而不语。吾亦笑而不语…”云云，我于是大骂说：“总觉得赵晓走的路子实在是惊人的奇怪，总是试图在忘记什么，在淡化什么，在逃避什么，在让本来丰富的生活变成乏味的白开水，总是相信一种不正视，不铭刻的风轻云淡之缘。人的一生，应该是当哭当笑当记取的，所有爱恨，无论痛苦或者喜悦,都应该仔细地包扎收藏，人的一生生活在虚妄的想象和真切的爱恨之中，每一点滴,都不能挥别。人的一生，无爱恨，无沉醉，无濒死的大恸，无狂喜的出世，无欲入世欲出世的极端孤单和失落，无不肯治愈之伤痕,，一生虚度。缘于我不可信，情于我难断绝！”结果再度引来激烈争吵。
你如果想要吵架，一定要选择好的对手，这个人必须善于顾左右而言他地诡辩，必须恣意纵横地发挥，最重要的，必须是将吵架作为脑力激荡并欣然有所得，必须是吵架对手能够坐而论道，起而密友，必须和保罗西蒙所说的“bridgeover troubled water”差不多，而赵晓恰好是！看来赵晓信佛，大概是信欢喜佛，或者顶多是喜欢天女散花的维摩佶，但赵晓之飘逸，实在是如房龙之《宽容》那样，有一种对异见者的亲善柔和之心。
下一次的“飘一代”，姑且就写既有点葛优的冷幽默，又和樊纲有惊人相似的何帆，另外，也拿自己凑个数吧！
三、淹没在城市中的拾荒者——兼评何帆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
从精神到肉体，我和何帆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他排斥一切无序的东西并极克制，喜欢用哥德的名言，即“凡是能够给我们自由但是不教会我们克制的，都是毁灭性的”。我却常常在狂喜和失落的两极间放纵自己且难以克制。我当圣经来阅读的亨利米勒被他厌恶地称为“垃圾”，而关于他所推崇的罗素，我所知道的仅仅就是罗素爱在后门送走他的情人，然后温情地打开前门迎接另一位情人的到来。如果硬要列举何帆和我有什么类似，那只有一点，就是堕落，并且他的堕落似乎比我更快一些。
在何帆刚从美国回来之际，和他聊天是件痛苦而无趣的事情，当时他满脑的国际政治，讨论问题时，总是说“你的模型呢？”“没有模型我们讨论什么”之类，似乎脱离了一大堆数学和符号，经济学就完全失去了交流的平台，他的情感全部倾注在西方数理模式的纯学术上，养家糊口对他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时隔两年，他苍老得很厉害，一天突然塞给我一本小册子《出门散步的经济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居然是一本经济学随笔！而后何帆更是被我拖下水到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做了财经观察员，一个在哈佛修炼归来的博士后，开始以为“有两种经济学，一种是在书桌上伏案苦读的经济学，还有一种是更适宜于在出门散步时思考的经济学。”（《出门散步的经济学》封底）。
我心中暗暗窃笑何帆的堕落，因为他终于意识到，经济学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有家庭需要支撑、有儿女父母需要烦心。他斗不过平庸的生活，或者说平庸的生活正是他打拼所追求的。在一篇日记中他这么写道：“7点钟到地铁站等太太，接上太太一起回家。到家时已经夜色阑珊。太太要给丹丹洗澡，丹丹不洗。我说，洗完澡用浴巾包住，满屋子乱跑好不好，他对这个提议非常兴奋，急急忙忙地跑去让妈妈洗澡了。……给《南风窗》写《涉过WTO的激流险滩》，介绍刚刚就任的WTO总干事Supachai。写完这篇4000多字的东西，已经快2点钟了。丹丹和妈妈早已经酣然入睡。轻轻地打开床头灯，看着他们母子俩头碰头安祥地睡在一起，心里面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感动让我们在劳累匆忙的人生旅途中暂时驻足，这种感动给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何帆：《两天的日记》手稿）这种感觉也曾在我心中荡起，因为我的孩子出生18天就因肺炎住院了，当时我看着儿子时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生死真的那么系于一线吗？我们真的是那张没有被上帝之手抽出来的扑克牌吗？
为什么何帆堕落了？我倒是不太愿意相信他关于家庭的种种阐述，而愿意将之归因为两桩事情。一桩事情是，就我的理解，何帆恐怕是从哈佛落荒而逃的，因为他在哈佛碰到了另一个经济学高手Xavier，何帆说：“他（Xavier）频繁地变换研究的领域，在资产定价、经济地理学、国际金融领域都有很好的论文，我所说的很好是指能够在《美国经济评论》之类的杂志上发表”（注意何帆此处是艳羡），然后接着说“Xavier开始张罗找工作，结果斯坦福、芝加哥、普林斯顿和MIT都邀请他去，Xavier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抱怨斯坦福房价太贵、芝加哥气候太冷、MIT和哈佛同在一地，呆久了腻味。”（注意何帆此处已有酸葡萄发酵），最后在和Xavier道别时，何帆将Xavier的理论称为“坏老鼠理论”，并感觉“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高手”（注意何帆此处已是欣然饮用酸葡萄酵就的美酒了！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83-184页）对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力不从心的感觉，可能是何帆内心最大的失落，好在他已经将这种失落的解脱寄托在他儿子身上，因为他在将其儿子的名字取成了Xavier的谐音后，心态已经平衡了许多。
另一桩事情是余永定教授困窘的经济状况给何帆以较大的打击。如果中国还有几个书呆子，那么余教授绝对算一个，那种需要仰视的书呆子已经比白鳍豚多不了多少了。余困窘的经济状况和病弱的身体肯定给了何帆极大的刺激。别的不说，何帆为了妻儿，必须有个窝，为了窝棚他就必须欠下几十万，为了银行不赶他出窝棚他就必须卖文为生。所以何帆在我看来，不过是经济学中的农民。“农民种田可能是体力劳动中最繁重、收益最低的，我们写字，一定是脑力劳动中最卑贱、收益最低的。时间的约束和对自己声誉的顾忌注定了我们的产量不会很高。作为个体的作者和作为机构的媒体谈判，势必处于弱势地位。天气愆伏，会影响到农民的收成……为什么还要写作？要是让我回答就太简单了，因为我不会做别的事情。”（何帆《轻盈与沉重》手稿）除了写字不会做别的事情的何帆，注定是要堕落为一个写字的，他的一点点理想残存在其他工作中，例如他所主编的《世界经济》可能是国内最为数理化和纯学术化的刊物，我看着他因智力体力过于透支而疲惫和堕落，毫不怀疑他必然是会有老年痴呆症这样的归宿。
堕落之后的何帆让我觉得顺眼多了，我们一起聊经济学，终于满足于仅仅能将中国经济运行问题能用较规范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这样一桩事情的研究，这叫“学说话”，也终于渐渐告别了理想。何帆的的成长经历和当年的樊纲惊人的类似，都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学校混完了本科，然后到社科院做硕士和博士，然后到哈佛披上“龟壳”，但何帆的研究领域可能更宽泛一些，他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毕竟他是怀有一种理想的，何帆承认“拜伦说，我写的东西都付之流水，任他浮沉，少年时代读书不禁为之心折”（《出门散步的经济学》自序），何帆在阅读《道德经》时，则说：“我发现我见识过的那些现代经济学观点，有不少与《道德经》里的思想颇为契合，更让我欣慰的是，有些我从学习经济以来就一直萦绕脑海的困惑，竟也在这古老的哲学的启示下恍然大悟”（《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页），然后就大谈老子思想和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并且给这篇文章取标题为“跟老子学经济学”，这多少有一种隐约的张狂。
少年人的张狂在30岁之后的何帆身上渐渐消褪，以前何帆写稿是羞于谈论稿费的，并且总为尽量满足各式杂志报刊编辑的约稿而让自己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这时他内心是将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以为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文字应该是免费的，而稿费不过是杂志刊物偶然的馈赠，或者说，他以为他自己是免费的。这在他的文章中也有体现，在说到阐述学术经济学的动机时，他引用了萨谬尔森的一段话：“要领悟经济分析的优美结构，仅仅需要有逻辑感，和能够对于经济学这样的思维体系竟会对整个世界上亿万人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感到惊奇，”这让何帆“深受感动，于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不停地学习经济学”（《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55页）”因为我于经济学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所以从来就觉得高尚的解放全人类的美德离我很遥远，我只是以卑微的俗人把经济学视做一门和做冰糖葫芦严格地处于同一层次的“手艺活”。在评论个人和集体时，何帆则写道：“资本主义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因此它从未完完全全学会倚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71页）。在我则觉得尊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从来都更精通倚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而盗用人民或公众利益的名义下，个人独裁、极权乃至纳粹的危险四伏。何帆甚至认真地做了两篇“反潮流”的读书笔记，一项是关于诺迪克（Rodrik）的研究，指出开放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性”，并强调经济增长的主要泉源是投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05-111页）另一项是施拉法(Shleifer)等四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据说这项研究显示“政府质量较高则意味着政府规模较大、税收较高，相反，小政府、税收较低的政府却往往质量较低。”何帆评论说这项研究“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激动的，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引人入胜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59页）。原谅我没有读过这个研究报告，但我更愿意相信西方的民俚，政府就象贼，你一天不看牢政府，政府就会本能地做坏事。现在这样浓重的理想在何帆成为一个写字的人后，一点点消失，何帆说老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他们是“脚站在群众中间，嘴巴对准领导人的耳朵”，用写字养活自己就像拉板车的汉子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数着自己用汗水挣来的微薄收入时的踏实一样。是“脚站在群众中间，嘴巴对准的也是公众的耳朵”。何帆终于觉得一个无法让自己的妻儿免于饥馁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得到他的尊敬，但永远不会成为其效仿的榜样。
秋风批评我说，我每到西北去一次，就变得左倾一些；而何帆则说我总是忍不住越写越愤怒。秋风有的是理智，何帆有的是冷幽默，而我有的则是狂暴的冲动。他在评论关于纳什的电影《美丽的心灵》中有关博奕论的内容时，很认真地对电视观众解释了什么是纳什均衡，接着就抱怨影片中描绘纳什如何对周围伤害他的人“以德报怨”不符合纳什自己创立的博奕理论，最近何帆承认他这么评论影片是自己有私心，因为他当时想和同事吵一架，他需要博奕论中的“针锋相对”策略而不是什么“以德报怨”！在评论为什么我们需要开会时，他说：“我最近非常忙，忙什么？忙开会。……我们所长开的会更多。他自嘲是华威先生，上一个会还没有开完，下一个会就已经等着了。结果他累得心脏病突发，躺在床上心脏还跳，坐起来心脏就不跳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晚，我九点钟就早早睡觉了。”（《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75页）最后何帆讨论不远千山万水去开会的收益也非常有趣，大家不访一读。
堕落后的何帆，在我看来，已经是在都市中徘徊的边缘人，他这样记录说“因为我撕扯不断的中国情结，我的经历和教育决定了我的研究一定是问题导向的……正如我的一位老师说过的，到了美国之后，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经济学，也知道自己做不了好的经济学。”（《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第185页）。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城市中的拾荒者，当年本杰明（WalterBenjamin, 1892-1940）曾以拾荒者来隐喻“文人”，拾荒者们似乎具有某种诗人气质，总是在城市沉睡时，孤寂地操著自己的步行。法国女导演AgnesVarda 在2000年曾经拍过一部记录片，叫做《天涯拾荒者》（Gleanersand I（Glaneurs et la glaneuse, Les）。“Gleaner”的本意是指在在马铃薯收获季节之后，这样一群悄悄到农田拾集散落地上的马铃薯的贫困者。而在现代钢筋水泥丛林中，这些拾荒者往往是都市边缘人，他们淹没在城市中却难以以城市为归属，他们在漂泊却始终难以让自己免于恐惧，他们徒劳地寻找无法到达的家园，他们从精神到肉体上是完全的异乡人。所以何帆这样写道：“后来，我到了北京读研究生。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骑车路过三元桥，突然生出一种恐惧的心理：我身边的楼群如此高大，这个城市如此冷漠，我是如此渺小无助。在漂泊之中，我们失去了故乡。”“我宁愿追逐着风四处流浪。但是那天空，那瓦蓝瓦蓝的天空，也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住所。时代使然，还是性格使然？”（何帆：《轻盈和沉重》）。我愿意将刑天的《拾荒者》送给何帆：
拾荒者/时间从天上飘下来/我的灰鹤色的衣衫被她柔柔的发丝打湿/我要出工了/在黎明一层一层展开的音乐似的雾帆面前/我要在我熟悉的城市里/拣拾色彩斑斓的灵魂/拣拾疼痛/当城市进入梦中/当城市在深夜骤然醒来/我要听他孤独无助的哭声/我要看他泪流满面的大声嚎叫/而此刻，黎明已经在我的眼前一层一层展开/绚烂的音乐似的雾帆/而此刻，时间正在一丝一丝的飘落。
我和何帆没有共通之处，除了堕落。何帆，一个不会做好的经济学的拾荒者写了一本有浓重史论和读书札记味道的《出门散步的经济学》，由我来做风马牛不相及的书评和人评。而我，则仍然沉醉在放纵、怀疑和愤怒中，所以我更愿意将将台湾诗人纪弦在1969年所写的拾荒者留给自己：
为嗅到亮处的一小片蓝空/他的鼻孔是两条地下排水道/在那种地方还有那一种分析学/较他的手更能分析他的明天/背起拉屎的城/背起开花的坟地/他在没有天空的荒野上/走出另一些云彩/在死的钟面上/呼醒另一部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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