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的是来自University of SouthernCalifornia的Yanhui Wu即将发表在Review of Economics andStatistics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利用一家中国报社的治理结构改革作为自然实验，考察了组织内部权力的分配对员工表现的影响。
在报社，员工生产出的产品就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在改革前，记者负责撰写文章，交由分管编辑审核，分管编辑具有完全的决定权。除非特殊情况，主编不进行干预。2005年6月，由于一个主编正常退休，政府从众多的候选人中挑选了一个新主编继任（中国主要报社的主编都必须政府任命）。新主编上任后向董事会提出，杂志社应该将分管编辑的决定权上收到主编手中。议案提出后有些董事会成员支持，有些反对，董事会最终决定在新主编接管的四个部门（经济管理、政治法律、教育医疗、一般报道）实行改革。另外的四个部门（本地新闻、娱乐、消费、摄影）保持不变。在改革的四个部门，分管编辑对记者的文章进行评价后，交由副主编审核。分管编辑不再具有决定权。改革后，报社的薪酬结构、绩效评价体系、招聘要求等都没有变化。改革后报社的治理结构如下图所示。
作者使用的是2004-2006年个体-月度层面的数据。估计方法为双重差分法（DID），其中处在改革部门的记者为处理组，处在非改革部门的员工为对照组。作者采用了两套指标度量记者的产出数量和质量。在杂志社内部，记者的发表数量用文章的数量和字数来度量。发表的质量由杂志社绩效考评小组给出的分数来度量。此外，作者根据报纸中每篇文章的标题、署名、主旨段等信息将文章分成不同的类型，并且用不同类型文章的数量来度量记者的产出质量和其他行为。具体地，发表调查报告、专题报道的数量被用来测度记者的产出质量，因为撰写这类文章需要在收集信息、采访中花费更多的努力。发表广告文章（刻意宣传某个企业或产品）的数量被用来测度作者获得私人好处的多少。发表宣传文章的数量被用来度量政府对报社的控制程度。由于不单独署名，分管编辑的绩效难以度量。作者用两类能识别出编辑参与的文章数量来度量分管编辑对新闻的参与程度。
作者发现，权力分配改革使得记者的产出质量提高了20%，分管编辑的努力程度降低。改革后记者的新闻原创性显著提高，获得的私人好处（发表广告文章的数量）明显减少。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权力分配改革使得部分和报社目标不一致的记者辞职。
在报告了基本估计结果之后，作者进行了两个异质性检验。第一，春节和中秋节是中国人建立社会关系、扩展商业网络的重要时间。坊间传说，杂志社在两节期间对记者的管制较松。并且，两节期间大量的社会活动占用了主编的时间和精力，极大的压缩了主编审核文章的时间。因此作者预期，改革对记者获得私人好处的抑制作用会在两节期间减弱。估计结果证实了作者的猜想。第二，改革对撰写不同类型新闻稿的记者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例如，撰写财经和商业类文章的记者获取私人好处的机会应该高于撰写普通新闻的记者。分部门的估计结果表明，改革对撰写经济和商业类新闻的记者作用最明显。改革使得他们的撰文质量明显提升，发表广告文章的数量显著减少。
接下来，作者对几个潜在的威胁进行了处理和讨论。
第一，由于中国报社的主编是政府任命的，一个潜在的威胁是，政府选择新主编是企图对新主编分管的部门进行更强的政治干预。为了排除这个威胁，作者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首先，作者在介绍制度背景时着重强调，政府任命新主编是因为前任主编自然退休，而不是因为政府有意换人。其次，作者用报社发表宣传类文章的数量作为政府对报社控制程度的度量，发现在改革前后，报社发表宣传类文章的数量没有明显变化。另外，作者将记者分成党员和非党员进行考察，没有发现差异。最后，改革对分管政治和法律类文章的记者产出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影响（如果政府企图控制报社，最应该控制政治和法律类文章）。
第二，新任主编可能在他分管的部门引入了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从而，记者产出的变化可能是管理方法变化引起的，而不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引起的。为了排除这个可能性，作者考察了该报社高层在2003年、2006年的几次人事变动（更换董事会主席或更换主编）对记者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这几次人事变动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
第三，权力分配改革可能导致了新任主编分管部门绩效考评体系的变化。对于这个质疑，作者在前文和最后一部分的讨论中都指出，权力分配改革之后报社的薪酬结构和绩效考核指标都没有变化，绩效考评小组的全部九名成员都没有更换。为了更进一步证明考评系统的稳定性，作者计算了内部指标（考评小组的打分）和外部指标（发表调查报告和专题报道的数量）的相关系数。对于控制组，相关系数在改革前后没有明显差异，从而证明报社内部绩效考评体系是相对稳定的。
由于本文的发现是基于一家中国报社的数据，说明文章的普适性非常重要。作者在全文多次强调这家中国报社只是一家普通的报社，中国记者有时会撰写一些广告文章以换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并不是中国特色，这种行为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报社的主编是由政府任命的这个无情的事实为作者招致了不少麻烦。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向读者和审稿人证明报社虽然是国有，但政府并没有操控这家报社。最后，作者终于可以自信的说，由于报社内部的权力分配和激励机制和普通企业类似，本文得出的结论和启示同样适用于一般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