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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反思“新经济史”——回顾、分析与展望


[提 要]

在经历了1980 年代反思之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今天又到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需要对前一个时代(大略为1980-2015 年)的情况进行的反思。在前一个时代,经济史学科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新的经济史的出现与发展。这种新的经济史与美国的新经济史(即计量经济史)不同,指的是中国经济史学在1980 年以后出现的新学术,其中也包括从美国引入的计量经济史。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新经济史”都是经济史学科学化的产物。二者各有优点及缺陷,但也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用科学的方法重构历史。对于二者,我们既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也要充分认识其不可替代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各种旧的和新的研究方法,只要有用,我们都应当敞开胸怀,积极接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济史学现在正在遭遇的危机,把经济史学的科学化不断向前推进。
 
[关键词] 反思 新经济史 回顾 分析 展望


 

一、反思的时代,时代的反思

今天是一个反思的时代,需要我们进行时代的反思。科学家施一公近来指出:“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他这句话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反思。有意思的事,他认为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和变革”,就“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揠苗助长”。①在这个大背景下,对史学进行反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不断进行反思乃是一种常态。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②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③要重写历史,就必须对过去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因此反思是史学发展长河中的永恒话题。

在西方史学界,反思是经常性的,不仅以“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为标题的论著比比皆是,④甚至还出现了以此为专门讨论的杂志。⑤每次大的反思,都催生了新的一波“新史学”(New History)的出现。先前的“新史学”,至此却变成了被批判的“旧史学”,而新出现的“新史学”随后又变成了“旧史学”。这些“新史学”(或者“新新……史学”)不断接踵而来,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相接,后波推前波,形成了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连绵不断的“新史学”运动。⑥在中国史学界,虽然情况与欧美有所不同,但反思也十分频繁。在中国的近代史学建立之初,学者们对传统史学(即“旧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结果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运动的兴起和近代史学的建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这种“新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反思”。经过这个“反思”,以往的“新史学”几乎被全面否定,代之而来的是以苏联史学为范本的“新史学”。到了1958 年的“史学革命”中,又对前几年建立的“新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种特殊的“反思”不断上演,结果是“阶级斗争史学”、“儒法斗争史学”这些更新版本的中国“新史学”应运而生,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中国史坛达十余
年之久。⑦“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⑧在八十年代,历史学界对以前三十年的中国史学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⑨这个反思对于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史学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这三十年中国史学得以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之一。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进行的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反思,即时代的反思。

到了今天,中国史学似乎又到另一个反思的时代了。王学典说:“‘文革’结束已经快40 年了。30 年河东,30 年河西。历史几乎每隔30 年都要出现一次轮回:从1919 到1949,从1949 到1979,从1979 到2009,几乎都是如此。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 年开始,像中国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一样,中国史学事实上又面临一次再定向,或者说,已经进入又一次再出发的前夜”。⑩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对中国史学的“前三十年”(1950-1980 年)进行反思的时代,那么今天则是一个对“后三十年”(1980-2010)的史学进行的反思的时代。这次反思是对先前反思之反思,借用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今天就是一个“反思反思的时代”。⑪在这个时候进行的反思,如同
前一次反思一样,也具有时代意义。因此,今天也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而今天进行的反思也是时代的反思。上一次反思的主要成果,是使中国历史学家的思想得以从“前三十年”中盛行的许多框框套套

中解放出来,并且破除了中国史学界这三十年的封闭状况,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得以“开眼看世界”,形成了“西学”引进的热潮。陈春声指出:“三十年前,在刚刚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之下,有点生吞活剥地介绍和学习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以几乎没有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功利色彩的理论热情,甘愿冒着各种风险,反思当时我们认为关系到整个历史学发展路向和学术基础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之同时,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也就随着改变了”。⑫ “后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史学在上一次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到了今天,“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学生中,懂得‘叛师’的最优秀者,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⑬然而,在“后三十年”中形成的“新史学”中,到底有哪些积极因素值得发扬,哪些消极因素应当扬弃?在这个新的世代交替的时候,对“后三十年”进行反思,无疑对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欧美史学界的历次重大反思活动中,经济史都是主要领域,因此反思所催生的“新史学”也以在经济史领域中最为成功。⑭中国史学界也不例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学界反思中,经济史起了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经济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由于自1950 年以后中国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后者高度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经济史在“前三十年”中的“正常时期”,⑮在中国史坛上一家独大,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⑯到了“后三十年”的前二十年,经济史学仍然是中国史学各学科中实力最大者。⑰正是因为这种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反思,也是从经济史学开始、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最为成功的。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始的反思,对“后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⑱因此以经济史学为重点来反思“后三十年”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很有意义的。

在“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中出现的最值得关注的新事物之一,是一种与前不同的经济史研究的出现。这种经济史研究与“前三十年”中的那种“老”的经济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称之为“新”的经济史研究。从广义上来说,这种新的经济史研究,就是使用“后三十年”才出现或引进的新研究理论、范式、方法,对新的领域和问题进行研究的经济史研究。这个新的经济史是“后三十年”中国经济史学的主要成果,也是中国经济史学赖以出现繁荣局面的学术根基。然而,上面所说的新的经济史,不等同于美国学界所说的“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前者泛指我国史学界在“后三十年”出现的不同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史研究,而后者则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专门名词。⑲但是两者都是经济史研究科学化的产物,而且彼此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先从美国的新经济史说起。

二、计量经济史的盛衰:狭义的新经济史在美国

现在许多学者心目中的新经济史,乃是美国的新经济史。这种新经济史最主要的特点,依照福格尔(Robert W. Fogel)的诠释,乃是“重新建立起过去曾经存在、但却没有发扬的计量方法,强调重新组合原始资料,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计量处理,强调去发现那些无法直接计量的经济现象”。⑳简言之,就是充分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因此新经济史也被称为计量经济史或经济计量史(Econometric History)、数量史学或量化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以及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等等。21虽然这些名称的含义不尽相同,不同的学者在对某个名称的选择上也有各自的偏好,但是它们谈的实际上仍然是同一门学科。由于我国学界主要采用计量经济史,因此在本文中也采用这一名称。

计量经济史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以于1958 年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的发表为标志。而后发展迅猛,诺斯(Douglass North)和福格尔也因在这方面的贡献于1993 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量经济史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史革命”。这个革命对经济史学这个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说:“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其结果,使得“经济史研究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文字形式表现,一个是以数据形式表现,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史’,后者已经不能称之为‘经济史’了,需要另外起一个名称。”计量经济史虽然以计量研究为特色,但其内也包括了不同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依照雷德利克(Fritz Redlich)的总结,计量经济史研究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数据处理”,以戴维斯、休斯和菲什洛等为代表。与以前的运用数据的传统经济史学家相比,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更多的和更为复杂的统计工具,但兴趣依然在收集信息;第二种倾向是“经济史学”,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他通过计量,对各种假设进行翔实的探讨,并根据这些经过验证、定义明确的假设,构建经济史学;第三种倾向是“准经济史”,以福格尔、康拉德和迈耶为代表。他们基本上都是模型构建者,通过定量方法依靠想象和虚构进行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假说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顶多能够自圆其说。他们的成果是准经济史,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模式。虽然有上述差别,但是计量经济史的各种流派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即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因此可以说计量是计量经济史的基本特征,因此我国学界也更多地称之为计量经济史。而依照安德森(Margo Anderson)的说法,量化历史是一系列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技艺的总称。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计量经济史也不例外。
 
在美国,计量经济史兴起之后,出现了一个热潮。美国历史学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意识到了“历史中的量化”会促使新型分析技术和新型研究机构的诞生,于是为此专门设立了“定量资料协会”(Quantitative Data Committee),于1965 年、1967 年和1973 年,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康纳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开设暑期讲习班,为历史学家们讲解量化方法。1968 年起,密歇根大学的国际政治科学研究联盟开始在其“定量方法培训班”中提供一门量化历史分析课程,为期四周,一直持续到现在。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全美40%的历史系在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加入量化历史的相关训练。然而,这个热潮并未能够延续下来。余英时指出:“量化史学在六十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行为)都曾予以援用。但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史学’还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关于建立规律、精确、预言或预测等等的需求……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有些计量经济史学者可能不同意余氏的看法,但是更多的学者则持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

早在1986 年,梅纳斯(Roger E. Meiners)和纳迪涅里(Clark Nardinelli)就已提出这样的问题:新经济史发生了什么?27 到了2001 年,克拉尼斯(Peter Coclanis)和卡尔托(David Carlto)在题为《经济史的危机》文章中明确指出:“量化史学一度风光无限,但是近来其用来研究经济史的所有方法的却似乎失去了根基”,从而出现倒退。为什么新经济史会遇挫败?原因当然很复杂。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问题,第二是未能得到历史学家的理解和协助的问题。下面,我就对这两个问题逐个进行讨论。
 
第一,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问题。
 
经济史研究必须以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基本分析工具,这是没有异议的。正因如此,经济史就是一个介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由于离不开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所发生的变化,必定对经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经济学向来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妄自尊大,而是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经济学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科学化的学科,即如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所言: “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29 然而,经济学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学科,所以傅斯费尔德(Daniel Fusfield)调侃说:“一个变化着的世界,给一个变化着的学科带来变化着的问题。因此经济学是一个永远变化着的学科。”30 既然经济学本身在不断变化,那么就不能指望某种或者某些特定的方法会永远有效,永远正确。由此来看,计量方法也不是经济学的万能灵药。
 
计量研究的基础是数学。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一个原因是它与数学有密切关系。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31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也指出:“如果不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就不可能完成那些科学革命。仅仅阅读19 世纪的经济学著作或者由教书匠和空谈家炮制的现代改写本,是不能使人超越经济科学的幼儿园的,这就是严酷的现实。”32温特劳布(E. Roy Weintraub)则具体地说明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数学简化了经济学原理。在数学中,一些变量与另一些变量之间关系的函数表达,可用来描述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有关经济变量的命题描述越丰富,解释也就越有力量。”33
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最早、也最成功地运用数学的学科,因此也成为最早、也最成功科学化了的社会科学学科。
 
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使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精确化、形式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过度数学化的一些弊端,引来诸多批评。王国斌(R. Bin Wong)指出:“自19 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三十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34而特纳(Adair Turner)更指出:“传统经济学为了数学上的优美和得出确定的结论,忽视现实,把现实中重要的问题假设其不存在。”“新经济史革命”后,上述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1985 年,索洛(Robert Solow)直率地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36德赛(Meghnad Desai)对新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概括说:新经济史的特点在于用数学公式把使用经济学理论得出的分析变成可以验证的形式,并通过统计方法加以检验。因此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明确的模式,并试图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计算该模式中的各种关系。判断某一经济模式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就是该模式中的方程能否被清晰地识别,而识别问题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很难。37由于今天的经济学在数学化的方面走得太远,许多学者惊呼经济学已经面临危机。事实上,这个危机在计量经济学的鼎盛时期就已出现,不过当时未受到重视。38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87 年,费尔德(Alexander J. Field)

在他主编的《经济史的未来》一书的第一页中断言:“计量经济学革命已经死去”。由于经济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经济学所遇到的问题自然也严重地影响到经济史学。索洛批评一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认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40有鉴于这种情况,罗林斯(Neil Rollings)的一篇文章,干脆就取名为《经济史与当今的经济学危机》。41在此情况下,经济史如果依然过分尾随计量经济学,当然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历史学家的理解和协助问题。
 
经济史学本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要进行经济史研究,必须经济学与历史学双方良好配合。但事实是这种配合并未得到重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双方的问题。

在今天的西方学界,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高度自我封闭的学科。拉塞尔(Edward Lazear)说:经济学人往往将基于数学语言的形式建模和依靠统计工具的精确因果推断视作最高级、最“科学”的方法取向。由于历史学并未具有这个特点,因此许多从事计量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家往往忽视甚至藐视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在这种社会心态的支配下,经济史学者自然会紧紧尾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

在这样的氛围中,历史学家的工作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忽视。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却没有充分意识到:没有历史学家做的工作,经济学家的研究可能一钱不值。余英时说得好:“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学家方面,问题也同样严重。早在40 多年前,巴勒克拉夫就已尖锐地指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这是因为史学家有“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因此,“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
 
由于这种保守心态,许多经济史学者对计量研究怀有一种疑惧和排斥的心态。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大多数只受过史学训练的经济史学者来说,计量研究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要掌握这种方法,就必须从头学习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乃至数学的许多相关知识和技能,而这绝非易事,也非可一蹴而就的。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拒绝学习这些方法,更无论更新和更专业的数据技术了。职此之故,许多学者即使是使用计量方法,也只是其中最简单的种类(例如简单的统计等)。

以上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计量经济史的发展,也使得计量经济史在美国之外未能取得重大进展。哈特威尔(R. M. Hartwell)指出:在经济史学的发源地英国,“(美国的)新经济史对现存的经济史研究构成一种挑战,但并非一种威胁。在英国,新经济史也绝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发展”,因此也未能为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接受。

本文节选自李伯重教授的论文《反思“新经济史”:回顾、分析与展望》;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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