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中基于户口的学校隔离与教育不平等

 

“这些研究发现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是，尽管城市中的移民儿童由于他们的户口身份而不能获得与本地儿童等量等质的受教育机会，简单的废除户口制度并不是令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魔法棒。”

 

 

第三个给大家介绍的数据库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该调查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

 

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从入样的28个县级单位中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最后总共抽取了约2万名学生。CEPS包括了学生问卷，家长问卷，老师问卷和校领导问卷，提供的不同层次的信息非常丰富。更为难得的是，该项目还统一测量了学生的认知能力，并收集了期中考试的成绩单。

 

这些客观的、标准化的指标为考察教育质量和教育过程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结果变量，在国内现有的同类调查中应该属于比较少见的。根据项目计划，CEPS将对进入样本的七年级学生进行3个轮次的年度跟踪调查，考查其初中阶段教育过程以及升入高中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对九年级学生进行一次追踪调查，考查其升入高中或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目前，第一轮基线调查（2013-2014学年）的数据已经公开，研究者可自行前往其官网申请数据下载（官网：http://ceps.ruc.edu.cn/）。

 

 

这里用来举例的是我和吴晓刚教授合作的另一篇工作论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城市中基于户口的学校隔离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问题：Separateand Unequal: Hukou-based School Segregation and Educational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对于学校隔离及其后果的研究发源并兴起于美国，是迄今为止教育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题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和讨论一度相当激烈，而相关研究所带来的政策改变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954年，在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 Ferguson）中所确立的“隔离但平等”的原则，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

 

其后，社会学家詹姆士·科尔曼受国会委托，带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当时美国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调研，并在1966年递交了后来名声斐然的《科尔曼报告》。该报告最重要的研究结论之一就是，黑人就读于非隔离学校可以提高他们的成绩，而且不会影响白人的成绩，因此实际上为布朗案的裁决提供了经验支持。因此自7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通过行政命令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去隔离化行动。尽管这一去隔离化政策的效果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众多的研究都证实，进入非隔离学校可以提高黑人学生的成绩，从而缩小他们与白人学生的测试成绩差异，降低黑人学生的高中辍学率，甚至对提高他们的收入、健康水平，降低他们的入狱率等长期结果都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的户口在某种意义上对应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都同社会中各种资源和机会的获得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城市中基于户口的学校隔离也已经非常严重，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基于CEPS数据的研究发现，地区内较高程度的学校隔离使得本地户口的学生（尤其是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学生）受益，但对移民学生的成绩表现却有不利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证明，学校隔离同时通过学校质量和同伴群体的影响起作用。

 

我们认为，地区的隔离程度高可能是因为教育资源竞争激烈，从而导致这些地区对外地人通常采取更为歧视性的政策。此外，利用同一学校内不同年级间的移民聚集度的变异，采取工具变量的分析策略，我们发现，与移民的接触度越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越差。由于移民学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到那些移民大量集中的学校，他们所受的负面影响尤其之大。因而从整体来看，隔离的这一维度同样也造成了移民与本地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

 

这些研究发现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是，尽管城市中的移民儿童由于他们的户口身份而不能获得与本地儿童等量等质的受教育机会，简单的废除户口制度并不是令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魔法棒。只要对教育资源的竞争依然存在，移民儿童就总是会在本地教育系统中被边缘化。缓和这一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政府要扩大基础教育支出，降低移民进入本地公办学校的制度上的和经济上的门槛，不仅让移民有书读，更要让他们与本地孩子一样享受到城市中优质的教育，真正实现让本地儿童和移民儿童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片蓝天下的承诺。这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仅可以帮助这些“移民二代”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好地融入城市，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证城市长期地和谐发展。

 

 

Figure 2.Relationships between SchoolSegregation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byHukou Status, based on ModelEstimation

 

 

在上文中，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移民比例这一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在去年九月份的推送中，张立龙老师已经对工具变量进行了非常详尽细致的介绍，所以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今天，我们来说个关于工具变量的八卦。

 

工具变量之于经济学家，好比是雷神的铁锤，钢铁侠的盔甲，总之是属于终极杀器那一级别的。但有点搞笑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人清楚到底是谁发明了工具变量方法。比较公认的是，在Philip Wright 1982年出版的一本书（The Tariff on Animal and Vegetable Oils）的附录B中，最早出现了工具变量方法的思想雏形。这本书前285页都在叨叨非常无聊的动物油和植物油的生产、使用、市场和关税等问题，然后，突然间，附录B横空出世，不仅清楚解释了在估计黄油和亚麻籽供需弹性时的内生性问题，还提出了利用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也许是因为附录B的风格与整本书差别太大，其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富有争议。哈佛大学的James Stock教授提出，附录B有可能是Philip的长子Sewall写的，因为他当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遗传统计学家了。但是他一提出这种大胆的猜测，另一位经济学大牛Alan Krueger就马上发去邮件质疑：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问题，可不敢乱说。于是Stock教授便决定和他的学生一起正儿八经的来正本清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一下，到底是谁发明了工具变量方法。

 

本来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去问Sewall，但是直到他在1988年去世也一直没人想起这回事儿。于是，为了解决这桩悬案，Stock他们就使用了非常“时髦”的计量文体学（Stylometrics）方法，通过分析Philip和Sewall写作风格上的细微差异来推断作者的真实身份。最终，通过非常科学严谨的文本分析，他们终于得出结论，的确是老爸Philip Wright写的附录B，他才是最早发明工具变量方法的人。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忍不住嘴碎了一下：没准是Sewall的想法，Philip只是代笔呢？（老爷子的棺材板快按不住了。。。）

 

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著名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闲来不妨一读。

 

 

 

Xu,Duoduo, and Xiaogang Wu, “Separate andUnequal: Hukou-based School Segregation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UrbanChina.” PSC Research Report No. 16-856. March 2016.

 

Stock,James H., and Francesco Trebbi. 2003,“Retrospectives: Who invented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The 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 177-194.

 

Coleman, James Samuel, and Department ofHealth USA.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Vol. 2. Washington, DC: US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Office of Education,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