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济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通常，根据20世纪40年代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遇到的第一个瓶颈环节是资本不足。故而，储蓄及“储蓄－资本”转化效率成为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后来，出现了所谓“东亚经济模式”——以政府信用或“强迫储蓄”方式增加储蓄率和工业资本，并且以“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拓展工业市场。这一模式使“制度”取代了“储蓄”，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发展经济学家毕竟注意到了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之间的引人注目的一项重要差异。根据这一领域学者的研究，主要归功于东亚的儒家文化传统，东亚经济在它的“起飞阶段”，没有遇到拉美经济发展遇到的所谓“人力资本的瓶颈”。后者由下列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所致：（1）产业结构伴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从“简单劳动密集型”向着波特尔定义的“投资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升级时，迟早会发生的对知识型劳动者的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即所谓的“人力资本”需求的迅速增长；（2）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生产部门，教育—师资、基础设施、教学内容和方法、学校管理水平，几乎不可能伴随商品市场的需求扩张及派生的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扩张而有如此迅速的扩张。于是导致人力资本的供不应求状况，以及伴随这一状况的教育费用（人力资本的生产成本）的迅速攀升。
中国的高等教育费用，以各种统计口径计算，在过去十年内的增长速度，肯定数倍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意味着，不同于“东亚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遇到了上述的“人力资本瓶颈”。更糟糕的可能性在于，如果政府无力应对上述状况——就如同它没有能力应对正在普遍瓦解的农村基础教育那样，那么，人力资本瓶颈将迫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至“瓶颈”允许的水平。
那么，政府需要如何应对上述状况呢？首先，寻求比较正确的经济理论，或许对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在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这样的人力资本生产与维护部门里，市场与政府这两种机制，各有利弊，均可失败。只不过，我曾指出，“权力寻租”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收益递增效应，将使政府失灵成为比市场失灵更危险的一种制度失败。
其次，基本事实的确认或许是正确政策的开端。关于中国教育的三项基本事实是——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合理的和不合理的：（1）公立学校仍占据着教育服务的主要供给者的地位；（2）政府教育开支仍是学校收入的主要来源；（3）优秀师资仍集中在公立学校内。
即便学费在十年内当真上涨20倍，从已有数据判断，学生缴纳的学费仍然只占大学财政开支的12％，其余各项收入约占大学财政开支的88％。所谓“其余各项收入”，主要指各级财政拨款和各类研究项目的收入。根据可比数据估计，美国的州立大学，其学费收入约当大学财政开支的33％，州财政拨款约当大学财政开支的33％，包括赞助款在内的“其余各项收入”约当大学财政开支的33％。
学费上涨如此迅速，却主要是由学生家长负担的。作为对比，在美国，由大学、州政府、联邦政府、以及各种基金和慈善机构提供的名目繁杂的奖学金、助学金、工读贷款、低息贷款、无息贷款等等，其总额约当大学学费的50％；随时间和地区而有极大差异，上限可达90％，下限高于30％。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普通家庭的开支结构中，学费占的比重越大，家庭和家族成员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期望也就越高。此外，过去十年内，学费迅速上涨，相当于通过“人力资本”的价格信号极大地刺激了学生家长对学生将来可能取得的成就的预期。很可能，这一状况构成了目前大学学生的心理压力增长的主要来源。
尽管由于大学管理的迅速官僚化和基于教育垄断权的寻租活动的泛滥，我们的大学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但是，这些“官僚大学”却主要是由政府财政而不是由学生缴纳的学费来“养活”的。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除了少数的例外，大学管理者，尤其是中层和底层的大学“官僚”们，不会把学生及教学当做大学的核心。也因此，我推测，在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为学生提供心理服务、生活态度和就业指导的，是“班主任”而不是“咨询师”。前者是以培养“接班人”为使命的教育制度的特征之一，后者是以学生和社区为教育的主动参与者的新型教育制度的特征之一。
一方面，大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正迅速地官僚化。恰如韦伯曾称赞和担忧的那样，官僚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徇私情”，也因此而使社会变得空前冷漠。韦伯担忧的仅仅是西方社会的官僚化，我们却要同时承受西方式官僚的冷漠无情和东方式官僚的营私舞弊。这一普遍发生着的双重罪恶，当然也发生在我们大学的校园里，给我们的学生们带来双重的冷漠、绝望和自杀的冲动。
救治我们的大学，于是，首先就要解除高等教育的官僚垄断，让学生养活大学，让学生因此成为校园的主人，让学生以主人的身份和心态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