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与经济发展——天朝的崩溃与三百年国史迷思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及其只直接后果------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通常被视作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开始。在随后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对于“挨打”的屈辱是如此“记忆深刻”，即便在今天谈论这个问题，仍然不能平静。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对海外殖民地的侵略与掠夺只有比对本国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被侵害者，我们在感性上倾向于把落后归因于被掠夺，把人家的发展归因于对别人的掠夺。然而，这两个归因没有一个成立，也即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非主要因为它们殖民了别人；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也并非主要是因为它们被它国殖民。随便翻翻近代300年中国历史，令人扼腕的事情远比纯粹殖民带来的痛苦更甚。 

一、殖民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 

一国对另外一国的侵略 不是近代才有的事情，是不是所有侵略过其它国家的国家都能够发展？近代史上最先开拓海外殖民的国家是荷兰，但是荷兰后来却被后起的“两牙”所打败；两牙在 海外的殖民盛极一时，但是又被英国所打败（后来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争霸）；英国是后来世界上殖民地最多的国家，但是它经济后来又落后于美国。是不是殖民越多 就越发达？是不是一个国家有了殖民地就能发展经济？我们发现事实有时候恰恰相反，殖民有时候象鸦片，刚开始吸他的时候很兴奋，到后来养成心理甚至生理依赖 性后，未必对经济有好处。殖民在资本积累初期，最需要资本和市场的时候的确起过作用，这点不需否认；但是他的历史作用不能被过分夸大，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体 制。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Acemoglu与他的合作者们在对大西洋贸易与西欧的崛起的分析中，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同样是进行大西洋贸易（包括掠夺性贸易），一类国家（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另外一类国家（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他的解释是，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当地的君主独裁势力比较庞大。大西洋贸易是由这些君主垄断的。在荷兰和英国，大西洋贸易是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虽然大西洋贸易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这部分经济收益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独裁国家被独裁者垄断了。所以大西洋不但没有使得社会更加民主，反而使独裁者控制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使独裁制度更有可能被锁定。在英国和荷兰，大西洋贸易持续地中下层的资产阶级带来了经济收益、使得他们更加富有，从而让他们将来能够有力量组织起来和国王抗衡。最后导致了辉歌党人在跟英国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带来了光荣革命。所以大西洋贸易对不同初始制度安排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模式。大西洋贸易在英国、荷兰这样的国家培育新生阶层，使得他们有力量和独裁者相抗衡，最后发展出一套宪政政治。但是在法国和两牙，大西洋贸易不仅没有培育出可以和独裁者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反而使得独裁者更有资源控制社会，最后把整个社会锁入了更加独裁的政治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两牙”。 




二、落后在开始于被殖民之前 

正如很容易将西方的发展归因于对别国的掠夺一样，我们也很容易将自己的落后归因于被掠夺。我们看看在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掠夺之前，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双方在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有多大。从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使西欧在科学，人文艺术，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全面的变化。伽利略（1564-1642）于在南京条约签订的两百年前去世，而次年，牛顿（1643-1976）在英国诞生。从牛顿诞生到《南京条约》签订的这两百年里，西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众星璀璨，我们中学以前数理化课本里的大部分定理在那个时代就被奠定；在政治制度方面，以英国的光荣革命（1689年）为代表，开创近代议会民主政治先河，无法无天的独裁皇权从此被上了缰绳。正是由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开明，英格兰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先行一步，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瓦特（1736-1819）的蒸汽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1776年，进过多年的改进，瓦特蒸汽机开始批量生产（同年，亚当史密斯发表了他划时代巨著《国富论》，对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及其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也在同一年，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而这一切离鸦片战争还足足有60多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龄还长。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两百年，中国在做什么。牛顿诞生次年（1644年），清兵入关，中国开始了又一个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大约在康熙20年（1681年）之前，中国还忙着改朝换代的战争。而即使在三藩与台湾平定以后，出于维护满清统治的需要，“文字狱”也还不间断。统治者处处提防科学技术与先进思想流向民间，妨碍他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统治。在这两百年间，中国尽管人口有迅速的增长，已经突破三亿，但是人均产量与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也没有可观的技术进步。中国无非重复一个王朝创立初期的百废待兴的周期而已。而且，由于满清以少御众，形成了一个以民族身份为标志的特权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更加注重“奴性”洗脑。这些以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加倍地扼杀民间的创造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时候，正是由于统治者的这种追求“控制权最大化”的政策，导致军队虽然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绰绰有余，但在洋枪洋炮面前溃不成军。根据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英国的远洋舰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2000人）却能打败号称80万的常备军的天朝。这是“报应”。但统治者所受到的屈辱，跟国家错过两百年的发展以及此后的一百多年的苦难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这个报应不成比例，而且来的太迟，更可悲的是，却要由许多无辜的百姓承担。 


那些将天朝的崩溃归结于被殖民的人，应该好好清醒一下，仔细看看鸦片战争之前双方都在做什么。企图抹杀人家的根本优点，从而就不必向人家学习了。不 明白为什么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60多年，而中国人到今天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 

三、被殖民并不意味着经济落后 

尽管殖民给殖民地带来精神屈辱与物质损失，但是被殖民并不意味着判死刑。许多殖民地后来的经济都能够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好。美国曾经是殖民地。今天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是。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不也曾经是殖民地？还有韩国，日本，新加坡不也曾经被殖民或半殖民过？被殖民显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落后的理由，尽管被殖民的确带来了伤害，而且殖民主义理所当然 地要受谴责。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被殖民，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无知。我们已经被殖民过了，难道我们以后就永远不能发展？这是极其荒 谬的。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近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解释也是由Acemoglu教授等人给出。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些殖民地之所以有好的经济绩效，与宗主国留下了好的政治遗产有关，尤其是法律与良好的社会结构。当然，殖民者之所以留下这些遗产并非出于他们的仁慈，而是由于他们想长期占有这些殖民地，因此长期利益的考量可能超过了短期利益。而相对而言，那些殖民者没有长期居留打算的殖民地，殖民者却只会进行纯粹的掠夺。这几个作者用殖民者的“水土不服”导致死亡率为指标来衡量一个殖民地的适合居住程度，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证实了上述逻辑链条（尽管在证据采集上有所争议）。 


前面几点总结起来，从统计上看，我们可以做出的推断是：（1）殖民了别人并不一定就带能来良好的经济绩效，即使殖民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受体制制约。举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两个小偷，同样是偷了10块钱，一个买老酒喝了，另外一个用来投资做买卖，小本经营后赚 了1万。你说，偷了10块钱是小偷发财的最主要原因吗？初始的资源禀赋并非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而这样的例子，不必舍近求远，以资 本原始积累时期为例子，看看我国改革开放后各个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例子就知道了。（2）被人殖民过也并非一定就落后。当被殖民的国家能吸取教训，励志图新，吸收先进理念与经验，学习带来的好处就会超过被殖民所导致的损失，甚至后发制人。（3）被殖民又不能吸取经验，不能正视自身的缺陷，那么被殖民当然只带来痛苦（这种痛苦被民族主义所放大，导致排外以及进一步阻碍学习）。这样的社会自然继续落后。 

四、后殖民时代的发展靠什么 

时间进入21世纪，试图回到18，19世纪的方式来开拓海外市场已不可能。殖民已经不再时兴。战后的日本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证明了一国不需要通过殖民，而是提升其产品的竞争力来占领市场，从而提升自身的经济层次。这一切都有赖于创新，包括制度的与技术的，这是后殖民时代发展的约束条件。失去在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浪潮中分一杯羹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两次大战中分利的机会，这有点可惜。但是这不是最值得惋惜。令人扼腕的错过远胜于此。早在“平平淡淡”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就已经可以察觉深埋的社会颓败的种子。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是绝不可能有机会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所以与光荣革命不比也罢。后面的一连串比较有助于看清形势。同样是两位杰出的君主，康熙皇帝据说也懂几何与数学，但是却不允许人们去学习它；而彼得大帝却能全面推进教育改革，开启民智，1708年的彼得大帝改革奠定了俄国胜超大清的基础。如果说在《尼布楚条约》（1689年）上双方还是打一个平手，那么到1858年《瑗珲条约》的时候，双方的差距就已经太大了，一方只有割地赔款的份（《瑗珲条约》总共割去领土103万平方公里，相当四个英国领土面积，这个是永远要不回来了）。这是错过的第一次落后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机会。第二次机会是以血与屈辱的代价换来的，同样地是被打开国门，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却能在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走上富强的道路，从此以后日本胜超大清；而同时代的洋务运动却因为不能有政治制度上的大突破最后流于失败。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日本便在甲午战争（1895）年打败大清帝国。可悲的是，这样的惨痛教训并不足以唤醒统治阶级，随后的戊戌变法（1898年）也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追求“控制权最大化”的偏好像吸血鬼一样，将一切有利于社会变革与改革的进步资源消耗殆尽。后面要开始的“清末新政”（1901-1911），因为大势已去，已经难以挽回这个颓败的王朝。 

尽管社会千疮百孔，中国仍然有机会。帝制被推翻，新知的引进，民族意识的兴起，中国还是被历史的大潮推动前行。民国初期的政客，包括想当皇帝的袁世凯本人，对于“共和”多少也有些敬畏。遗憾的是，手握重权的人士仍不餍足；精英间倾轧不和，共和流产。而且一流就是一百年，如今，大家都不明白什么叫“共和”。这是后话。然而，即使军阀混战，乱象纷呈，民初的社会也在进步，尤其是教育，文化，观念等方面。如果不是因为那场侵略，便不会有启蒙与救亡的激励冲突，知识阶层不会如此左右对立，而某些意识形态也难以鱼目混珠。可惜，机会错过了。不幸中的万幸是，日本人终于未能像蒙元与满清一样统治中国。据说日本人很了解中国历史，他们原本以为中国人是完全可以“逆取顺守”，可以奴化统治的民族，殊不知，时代不同，200年能做成的事，后面未必能成。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迎来社会转型的又一次机会。今天的许多禁忌词汇例如军队国家化，党政分离，新闻自由等等在当时却是自己挂在口上呼吁的口号。这一错过，也错过了战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如果说在50年代初期，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跟日本、德国等相差不大，那么到70年代末这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差距已经有几十倍之巨。然而，一心想去解放另外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是不会关心这个差距的。就像我们今天的某个邻居，还在向它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民宣传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是如何悲惨。它其实是我们30年前的一面镜子。 

直至今天，有些关隘，还是没有被打通。两个基本的问题，任何有知觉的人士都可以想一想：第一，由谁，以什么方式来决定谁当统治者？第二，被决定的统治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监督，受谁监督？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说明社会转型还没有成功。不要看表面的GDP增长。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成功历史上不乏先例。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改革后三十年使其迅速崛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年使其由被侵略者变成侵略者；德国在统一后的三十年（1870-1900）超法赶英；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1867-1897）超英赶德；以及战后日本、西德等国家的30年发展等等。如果硬要从中找出其中的独一无二性，并标为奇迹，无非是人多地薄云云。然而，从人口中劳动力人口的充裕程度来看，人多其实是一个优势（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劳动人口对60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的比例高达13，但今天已经迅速地降为2.5）。至于资源条件，在许多新兴增长国家中算不得最差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看这三十年增长的质量，同样的是三十年，为什么日本能从不发达国家提升到发达国家；四小龙能从不发达提升到中等发达；而我们仍然却仍在不发达国家中徘徊？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的比例偏低。这只有两种解释：第一，GDP增长未能带来显著的生活改善，至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未能像GDP增长那样显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把太大一部分的新增财富用于投资，那么自然就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高的新增投资才能推动增长？是不是投资的效率太低？第二，GDP增长并非财富增长的一个好的指标。严格地说，GDP只是衡量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的指标，并不直接衡量财富创造。它的合理性在于这样一个假设：当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总应该有利可图，所以对个体而言，“忙”总意味着能多赚钱，于是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内，加总的财富可以由个体财富加总而得。然而，如果一个经济体制越不健康，个体的经济活动越可能是非生产性的，而是“寻租”性活动，那么尽管对个体而言，仍然为钱忙，但对社会而言，那些经济活动无非是白天白忙，晚上瞎忙，GDP高，但不创造财富。不幸的是，这两种可能在中国都存在，而且越来越显著。社会不满在积聚，有良心的精英不得不将智慧用在抗争上，无良心的精英把智慧用在维稳上；穷人多赚一块钱，以牺牲将来的健康为代价；富人多赚一块钱，部分转移到国外，部分用于保安……..。这样的GDP增长难说是可持续的，而且即使是持续的增长，也不值得骄傲。如果以此沾沾自喜，从而掩盖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罪过了。 

其实，退一万步讲，物质财富或者其表现形式可以刹那间化为乌有，只有一种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才能提供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在废墟上创造出奇迹来。人们可以以惊人的速度盖高楼大厦，但同样的那拨人也可以以同样甚至更快的数度废掉高楼大厦。这种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很多回，其兴也倏忽，其亡也倏忽，缺乏的正是一种使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框架。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的300多年里，没有发生内战；美国从建国至今240年除了一次南北战争之外，也没有国内大的政治动荡，甚至总统被刺也没有导致危机；外战除外，法国从共和国建立也有和平的国内政治环境。而中国，直到21世纪才第一次有领导人的和平更替，而几乎每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便有一次危机，每逢到“九”的年份，都要紧张一阵。这样一个社会，如何能保证财富增长持续进行？时代已经到了21世纪，近代300年间的许多错过已经不可挽回，每一次错过，周边的某个邻国就翻盘后来居上，剩下的机会并不多。如果下次再错过，印度将会胜超，此后就不会有翻盘的机会了。在目前的环境下，统治者面临的两难是如何保持国民的奴性而有利于统治，又要求国民有一定的创造性以保持国际竞争力。这种困难是可以理解，毕竟不能要马儿跑的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生物工程技术还不足于发展到直接在大脑中植入奴性基因的地步。但居庙堂之高者如果一点眼光与心胸都没有，而继续将资源用于愚民与掩耳盗铃，后果堪忧，有再现晚清困局之虞。 

两千两百年前，贾谊写《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但是这两千多年来还不是照样上演同样的一幕戏？又过一千年，杜牧写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句话也已经流传了一千两百年，难道我们就真的就不会长进吗？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2178&ID=407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