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课题结题崔得紧，近日母亲又生病，好几个月没有写新文章了。今天重新提笔，我要说一说这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力拓“间谍门”事件。
事件的核心是力拓公司的胡士泰等人利用商业贿赂等手段，非法获取国内钢铁企业或业内重要的机密数据甚至国家机密，事先探得我们的谈判底牌，使铁矿石谈判中我方处于不利地位，给企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涉案人员涉及国内众多钢铁企业和行业协会高管。
力拓“间谍门”事件当然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公正、公平地得到解决。进一步，加强经济安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也显得愈是必要和紧迫。不过，我们仍然不能不去思考一个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商业贿赂为什么发生在中国，而没有发生在美国、日本或是其它国家？力拓“间谍门”事件发生在众多的国有钢铁企业，这只是偶然事件呢，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呢？
据说，科斯戏称别人说什么他脑袋里想到的都是土豆。科斯的土豆是指成本了。我自己呢，也很是有些无可救药，别人说什么脑袋里想到的都是产权和交易费用。在我看来，力拓“间谍门”事件背后的逻辑仍然包含在产权概念之中。让我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来给出说明吧。
假设出卖公司商业机密个人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商业贿赂，但会给公司造成10000万元的经济损失。无疑，只要拥有超过1%的公司股份，那么我就不会接受100万元的商业贿赂。可是，实际上我并不拥有超过1%的公司股份，而是只拥有13亿分之一的公司股份，那是说我的公司股份近于0。如此，哪怕给我50万元（定得高一些，是因为要考虑可能被发现受到处理的机会成本），我也会接受贿赂出卖公司商业机密的，尽管这会给公司造成10000万元的损失。不否认，很难让公司的每一个高管都拥有足够的股份从而有拒贿的激励，但是在一个产权私有的公司主要高管拥有超过1%的股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我的问题是：是让拥有公司股份的主要高管去监督商业机密的泄露费用高，还是让不拥有公司股份的第三者去监督商业机密的泄漏费用高？是让拥有公司股份的主要高管去监督商业机密的泄露效果好，还是让不拥有公司股份的第三者去监督商业机密的泄露效果好？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吧。
所以，不是要否定经济安全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否定道德教育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可能产生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在众多的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中，哪一种才使费用最低、效果最好的手段；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才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最为基础、最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在别的文章中多次强掉，这里要再次强调，全部的经济效率问题不过是一个成本分离的问题，而产权则是一种避免成本分离的根本性的经济机制。
不要给我讲什么抽象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只有当其与个人利益激励相容的时候，才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否则只会是停留在口上的说辞而已。当发生大量的人做出违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事情，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绝对不是简单地、感情地声讨和审判那些做出违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事情的人们，而是要认真思考我们的制度安排到底那个方面出了问题，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没有激励相容起来。
不要给我讲什么国有企业的优越性，那些陈词滥调我听得多了。回答我吧，在竞争领域为什么国有企业不能生存？我们的国有企业凭借着行政垄断，在国内攻城略地，赚得垄断利润，走出国门，会不会沉底于市场竞争的汪洋大海呢？老实说，我不得而知。但愿不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