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去年12月加入WTO以来，人们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的讨论日渐升温。但是，不管你怎么讨论，中国所拥有的“世界级”的劳动力资源的规模都应是一个无法动摇的既定条件。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作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的角色看起来只会不断突出而不是淡化。但问题是，对世界经济的前景来讲，中国经济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商，它应该同时被看作是一个世界级规模的市场，因为它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这据说是《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埋葬竞争”的文章所要表达的论点。据网上转述，文章认为，回顾过去20年，曾经被全球的商业人士视为世界级市场的中国并没有成为“世界市场”，而是成了“世界工厂”。文章强调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而不是世界市场的角色正在制造着世界性的通货紧缩。
文章举例说，菲利浦的子公司在1980年代初期选择向中国市场进军的商业战略的时候，荷兰的这个家子公司制定了一个让任何人都会相信的战略：向超过10亿人的中国人推销它的产品。但是今天的结果却是：中国并没有真正成为菲利浦产品的市场，而是成了菲利浦制造产品、然后将这些产品出口送到其它海外市场的工厂。这个模式不仅仅发生在菲利浦公司身上，从美国的通用电器、韩国的三星、到日本的东芝，数以千计的国外制造商都发现，同在中国市场推销其商品相比，把中国当作生产出口产品的基地常常更赚钱，而且更容易赚钱。
当今，中国已成为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全球排位第四的最大工业品的制造商。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数据，全球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照相机、百分之三十的空调和百分之二十五的洗衣机以及近百分之二十的冰箱都是在中国制造的。欧洲销售的微波炉有百分之四十是中国广东的私有企业格兰仕生产的；浙江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七十。今天在美国，作为中国人，最让人伤透脑筋的是要不买到一件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日本，曾被作为高档佐料品的松茸蘑菇因为中国的大量出口而且价格只有东京批发价格的十分之一，现在已成为普通的食品。
当然，值得提出的问题的自然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为什么中国还没有真正扮演世界市场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首先想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还相当的低。虽然按人口规模来衡量，中国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占世界市场的1/4。但是中国的GDP总量还只有美国的1/9，而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40。对世界来讲，中国所能提供的市场规模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最近的统计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在今年底才可望达到1000美圆。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拉迪博士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中国》中就曾谈到，即使假设中国在1990年就实现了人均1000美圆的目标（比如按照购买力评价来估计），并且假设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从4：1下降到2000年以后的2：1，那么中国至少要在2040年才有可能赶上美国的GDP。而从人均水平来说，假如中国在1990-2000保持5倍于美国的增长速度并在2000年以后永远保持2倍于美国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要赶上美国的人均GDP无论如何也要等到22世纪末期了。
当然，在发挥世界市场的功能方面，中国并不需要赶上美国的人均收入，关键的是需要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是收入的增长而不是收入的绝对水平决定着市场规模的扩张。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的潜在规模相对于它的人口来说可以说是无限量的。作为世界的潜在市场，特别是开放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可以说对整个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经济需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高速发展它的经济来快速提高中国人的人均收入。这是中国扮演世界市场角色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现实来讲，中国要扮演世界市场的角色，不仅需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和持续增长，而且要维持平衡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人分享增长的收益。但是，过去的10年，虽然中国仍然保持了超过9%的经济增长，可是这个高速增长是以制造迅速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为代价的。从地理上说，增长越来越“极端化”。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东部和东南沿海已远远领先于中国的其它地区而基本上进入了“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体。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10年没有象改革开放的头10年那样保持好增长与发展的平衡呢？在我看来，这恰恰与外资的流入和它扮演的角色有直接的关系。简单地说，是外资在这一时期的加速流入打破了这个平衡发展的模式，同样也是外资的超常流入使中国正在变成世界工厂而没有同时扮演着相应的世界市场的角色。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模式。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以后的头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将近10%的高速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外资的进入（主要是华侨资本）基本上以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为限，而且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改革的成功和乡镇企业部门的迅速扩张。由于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生产力增长以及乡镇企业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的相对优势，人均实际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增长。因为内地多为农业省份，加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就业，因此，这个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对缓解和缩小中国地区发展水平和地区收入的差距方面有积极的效应。这个结论早已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验证。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不仅使中国经历了一场“消费革命”，而且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角色也开始浮出水面，令全世界的投资商可谓垂涎欲滴。加上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沿海发展战略的指引，于是，进入20世纪的最后10年，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东南沿海。估计到今年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的外资可以超过4400亿美圆，接近流向整个发展中经济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这些外资是由大大小小41多万家在中国开办的企业构成的，其中世界500强当中有4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然而从地理区位来看，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这4000亿美圆的外资大约有88%集中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等地。至2001年底，仅仅上海一个城市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就占全国的大约14%强。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强化并帮助实现了中国所确定的贸易促进的目标。于是，在过去的1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强劲而高速的增长。到今年底，中国的贸易总额将可能超过6000亿美圆。这个数字把中国在世界贸易排行榜中的排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32位提高到了的第6位。而在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出口贸易的增长格外引人注目。但是，贸易的突出表现主要归功于外商投资资企业的贸易增长。现有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0年，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是带动中国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非常迅猛，在20世纪80年代末，外资企业的出口在中国的全部出口值当中还只有5%左右，而到2001年底，中国51%的出口是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而其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企业的出口又占外资企业出口的一半。
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中国的贸易增长模式与东亚“四小龙”的经历是有显著区别的。比如，在“东亚奇迹”时期，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微不足道，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大都依赖国外的技术援助和贷款来发展本国企业的出口。即使是现在经济增长不错的印度，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就比较小。在印度，大量的出口是来自于本土企业与国外跨国企业的定单合约而不是外商在印度的直接投资。相比之下，中国的本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直面国外对手的竞争，制造业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因为缺乏对应的竞争力逐步在输掉市场。外资企业逐步替代国有企业的趋势在20世纪最后10年则更加强化了，而本来就幼小的中国私营部门长期以来因为得不到意识形态的认可和金融制度的支持而迟迟没有获得迅速壮大的机会。结果，贸易增长了，经济增长了，但中国自己的企业却没有“增长”。
这样一个贸易促进和经济转型的模式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内市场的形成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最重要的影响。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是在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失去竞争力而被迫萎缩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推动这个替代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和以外资为主的制造业的持续增长，而这也是中国在过去的10年能保持贸易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个影响的直接结果是，城市大批国有企业的职工因为国有企业失去竞争力和面对已经大量萎缩的市场而失业回家或者处于半失业的待岗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失业人口的增长对中国新一轮的贫困化已经构成严重威胁。
第二，偏朝东部和东南沿海的外资持续流入和以贸易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在过去的10年帮助进一步拉大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与大量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这个结论已经得到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魏后凯的研究发现，这些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朝东部和东南沿海的极端化增长可以解释中国东西部地区增长率差异的90%。在很多关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别和地区收入差距的其它经验研究文献里，一个几乎共同的发现是，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而呈跳跃上升趋势的。应该不难理解，上述两个影响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盘整起着非常不利的作用，甚至在短期有进一步加剧地方割据的因素。
基于以上的初步分析，对于外资企业所“抱怨”的中国为什么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而没有同时扮演世界市场的角色，我们似乎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不幸的是，从基本面上来看，问题好象正是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商直接投资让中国正在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但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制造着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障碍。
当然了，从技术层面上说，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对外国产品和外国资本来说，中国加入WTO将可能是一个利好的因素，因为中国的市场将会向世界更加开放。不过，这种开放将更加集中在金融和服务业部门，农产品方面，中国国内对国外的进口在短期也会有大的提升，而在制造业方面，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将可能在未来的5-10年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到那个时候，外资企业所能分享到的中国市场的份额也许并不容乐观。早期的家电制造业、现在的计算机和软件业的发展势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土资本，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中国自身市场的扩容（即不断提高的购买能力）不仅对于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而且对于维持世界性的制造业繁荣都至关重要。
2002/10/21于韩国庆北国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