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从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与我躺在同一包厢里的是一位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华人。在得知了我的职业和工作之后，他显得兴奋了许多并与我聊起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对我说，我们在美国生活，常常听到或看到当地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真实的，数据夸大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他说，这些报道常常使他们这些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感到尴尬。“作为经济学家，你认为到底中国的统计数据夸大了多少？”他问我。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很坦然，也早已不再尴尬。我记得1990年在伦敦的时候，我周围的朋友就经常向我发问。可是，我当时几乎没有能力回答这样的问题。1993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遇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访问学者”，我把这个问题转述给了他，他的巧妙回答至今我难以忘怀。他大概是这样回答的：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统计手段和技术有显著的改善；第二，任何统计都有个5-6%的误差，而中国的统计误差肯定并不是最糟的；最后，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事情会变得更糟糕。
我想，他所说的这几点都是“实话”。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一定非常重视，更新统计的手段、培养统计工作的人才在加速地进行。原来，我们使用的是苏联的物质生产统计体系，而现在要采纳国际上通行的国民帐户体系（SNA），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建统计体系和装备手段的过程。因此，统计的口径、方法和质量一定在不断改进之中。另外，我对他所说的第三点也特别地相信，因为我主要还是要依赖他们的官方统计数据来做研究和分析。离开了他们，我什么都做不成。至于统计的误差问题，我当时颇不以为然。
后来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中国统计的误差问题常常打圆场说，中国的统计在误差上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误差保持了“一致性”。对于从事经济研究工作而言，误差的一致性比不断提高的准确性可能更重要。当然，我不知道的是，有没有人检验过这个误差的一致性是否真的存在。我能说的只是，我对自己利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尤其是工业数据）所做的大多数研究还算是满意的。而且，从我阅读到的大量关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的中外文文献来看，以其他手段获得的数据（主要是研究者自己的调查和工业的普查）在研究上的使用似乎并没有得到出奇的结论。例如，关于国有企业部门的效率问题，无论是抽样调查的数据还是“普查”的数据，都没有推翻使用“年鉴”数据的基本结论。
那么，宏观的数据，例如GDP的数据又怎么样呢？这两年，随着中国经济生活的变化，很多人开始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的数据表示怀疑了。多数人觉得，中国的经济里面，失业和下岗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企业的亏损在恶化，我们怎么可能还有7-8%的GDP的增长呢？于是，GDP的统计水分已经成为当前人们怀疑统计可靠性的焦点。在中国的报纸上，过去我们隔三差五就可以读到一些报道反映地方官员如何来虚（多）报统计数字。“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是说法一时间不胫而走。的确，地方官员出于对政绩和升官的考虑谎报数据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在地方工作的朋友也经常向我提起政府官员是如何任意修改（常常是夸大）数字的。不过，幸运的是，地方官员制造的数字水分不太可能保持“一致性”，顾此失彼的情况难免发生。于是，我们总还是有一些办法“巧妙”地来甄别和重新估计中国的GDP数据。
与多报数字的现象相对应的是漏报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总是有人提到。甚至有的人认为，漏报的问题可能比多报的问题更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GDP数字总体上似乎就没有被夸大。不过，我认为，统计中的漏报虽然存在，但真正漏报的主要是税收这一块，特别是所得税。而税收只对“收入法”计算的GDP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采用“支出法”来核算GDP，那就没有什么防碍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斯基先生这两年一直在用“收入法”来估计中国的GDP的增长率。他还写出了数篇论文来讨论中国的GDP数据。他用收入法估计出来的1998-2000年每年的GDP数据都分别小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以1998年为例，他估计出的GDP增长率比中国官方干部的数字小至少两个百分点。这个结论应该意味着收入在中国的确是被少报了。
还有一些估计或矫正中国GDP数字的研究方法。比如，利用电力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来推算GDP的增长。这样的推算是考虑到，你可以谎报GDP的数字，但只要你的经济活动发生了，电表总应该会记录下来这些活动的。还有的研究利用对运输行业的分析来推算GDP的增长。这些估计和推算都是有意义的。不过，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国家统计局这些年来对GDP的统计方法也在发生变化。据我的理解，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所公布的GDP增长率的数据不是依赖单一的统计来源汇总出来的。他们利用了多个渠道来相互矫正GDP的数据。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是抽样调查。根据他们的说法，如果地方汇总的数据与基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有两个百分点以上的误差，他们就重要依赖抽样调查而不是地方汇总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用其他方法所做的估计也被参考。因此，官方公布的GDP数据的估计过程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回想一下，1998年，由于遇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内经济的疲软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的增长率下调为7.8%，尽管各地方汇总的这一年GDP的增长率多数仍多在两位数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地断定中国的GDP数据有严重的水分，就有人云亦云和过于轻率之嫌了。可是，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不相信GDP的数据可能只是因为别人说他不相信这个数字。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相信我们的GDP，其实是还不相信自己。
据说是为了增加GDP，“五一”才放了长假。不过，在这个长假期间，我却没有为GDP做贡献，而是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来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两天前的晚上，在莫耐什大学执教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在自己的家里请约我们很多人吃饭。在场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指导的来自大陆的中国学生。酒足饭饱之后，终于讨论起了经济学和中国GDP增长率的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在肚子没有填饱之前，是谈不起经济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