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
今天要回过去评价已故的陈逸飞先生在商业上的得失，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一些问题，也就是要弄清楚陈逸飞先生作为一个画家除了卖画之外，他涉足商业领域之后究竟希望并能向市场“卖”什么。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他可以供给给市场的东西？这个东西的成本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界定清楚其“边界”吗？在经济学家看来，那些界定不清楚其边界的东西，就难以确定并形成其市场。如果确定不了这个市场在哪里，我们也就难以搞清楚那个市场上有怎样的定价方式。而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生产和供给这个东西的所谓“边际成本”（即成本变动）的特性，我们就难以懂得为什么陈逸飞先生生前是在更多地花钱而未必挣钱的道理。这一切是我们解读陈逸飞先生1992年之后全力进行商业尝试的那些投资故事的“理论基础”。
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篇文章，提到陈逸飞曾经说过的话：“别人怎么想我，冠以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做事情按照自己的原则考虑：第一是不是喜欢，第二是不是有条件做，第三，对社会是不是有益处。”这段话典型地表明了陈逸飞先生的投资选择决策的基本逻辑。陈先生去投资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由他对该领域的预期回报的评估结果所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喜好或者偏好决定的。这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企业家或投资家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艺术家是因为喜欢艺术而去从事创造活动的，这与投资者因为看重投资的回报而做出投资和涉足艺术领域是非常不同的。有些企业家或者投资者因为看到了投资的潜在回报或者对投资者的其他可度量的利益而决定投资电影或艺术，但一个艺术家在商业领域的投资活动往往受到自己个人喜好的支配。这样的投资成功的并不太多。我宁愿把艺术家涉足商业领域的活动理解为他们的艺术活动的延伸而不看作真正的投资活动。
“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这是我们国内艺术界对陈逸飞1992年开始涉足商业活动的基本评价。陈逸飞除了绘画领域，涉足模特、服装设计和出版行业。据报道，逸飞集团拥有一个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四个服装品牌、一家模特经纪公司以及广告公司、环境艺术公司和出版公司。陈逸飞还帮助联想设计计算机造型、开逸飞时尚餐厅、做时尚网站，甚至还做整个城市的美容设计，只要跟时尚有关、跟“美”有关的，陈逸飞似乎都很感兴趣。所以，他把自己涉猎的各领域统称为“视觉产业”。
可是，从投资经营的角度讲，“视觉”还根本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概念。“视觉”是没有办法度量的一个东西，因人而异。因此，要卖出这个概念，就只能把这个概念具体化到可以度量的产品中去，电影、设计、服饰、杂志、模特等等都是这个表现这个概念的载体。换句话说，陈逸飞先生心目中的这个视觉形象还必须 “俗化” 到那些已经存在的产品和产业中去。这样以来，陈逸飞涉足和投资的领域与其说是视觉概念的新产业，还不如说干脆就是传统产业。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2002年陈逸飞先生和香港TATLER合作了《艺术家·上海TATLER》，这是一本面向高消费者、名流绅士、公司高级主管、高层政府官员的高端杂志，已经在上海滩成为时尚标志之一，取得了相当优秀的销售业绩。不过他在北京创办的《BEIJINGTATLER》则几经波折，首先在刊号方面几度变更，其次内部管理上也不断出现问题。这意味着艺术家陈逸飞先生在为他的新视觉的概念不断“烧钱”的同时也还必须去面对模糊的市场和在那些传统行业面对俗得不能再俗的琐碎细节。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看起来陈逸飞先生在传统行业里不是一个行家，而有可能是一个被行家看好的“烧钱”的人。这与那些在网络概念上大胆“烧钱”的知本家型的企业家们倒是有很相似的地方。
新的概念如何与传统产业去结合，我们还没有更多的经验。陈逸飞先生向商业领域的进军是可以总结的案例之一。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商业领域里，陈逸飞先生依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推广新视觉的产业概念上，陈先生是追求完美的人。追求形式的完美对于艺术是境界，而在商业活动上可能是一个大忌。这与投资成本的变动规律有关。
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发现细节的不完善处处可见。你住进宾馆往往发现一些卫生间的角落或者浴缸与墙体的接口处毛糙不堪。为什么装修不能在这些细节上做到完善？是因为造价。在这上面，我们要明白的一个经济学原理是，装修整体的“边际成本”小，而装修细节的“边际成本”则高得惊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越高档的宾馆才越显露细节的完美。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企业家在产品的设计和功能上做不到尽善尽美？因为成本的变化有一个“阈值”。过了它，对产品的微小的改善就引起成本的急剧上升。我们在家庭装修中当然更是经常遭遇到这个成本剧烈变动的问题困扰。
我记得陈逸飞先生曾经对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楼盘就是缺少一种细节上的品位。”可以想象，陈逸飞先生对细节和完美的追求无疑是他涉足商业的重要动力。这决定了他在商业领域所走的成本路线与大多数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不同。因为细节完美化的“边际成本”会急剧上升，一般的企业家宁愿放弃完美而只会去追求能带来利润最大化的满意视觉，这是陈逸飞先生在投资和经营方面与企业家的显著区别。不仅达到完美的成本上升得惊人，而且致命的是，这个被改善的视觉成分并不容易被市场识别出来从而提高自己的“附加值”。这是企业家明白的经商之道。但艺术家很难做得到。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写文章说，自己往往为了修改文章中的一个字而夜不能寐，深夜挑灯起床就只为了改动一个字，而读者其实根本是无法察觉出这一被改进的美感的。这只能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么做的缘故，没有别的什么道理。而在所涉足的商业领域里，包括去拍陈式完美风格的电影，陈逸飞无疑为自己的唯美追求和喜好支付了极大的代价，而市场却还可能“无动于衷”。
2006-4-3
国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研究国家的经济理论却还是显得陈旧了。这几天重读施莱佛和维什尼的著作《掠夺之手》（2004年中文版），又发现，在此之前的解释国家与增长关系的理论是支离破碎的，之后能构建出关于国家的经济学解释的大的理论还是少得可怜。《掠夺之手》算是一个尝试。
所谓“好的”理论，定有超越局部经验特征而在更一般层面上一气贯通的气魄和解释力量，形式简洁。对于做理论的，要有这样的成功实在是运气了。因为，你不能脱凡超俗地远离“学术圈子”，必须生活在大多数人所做的局部经验观察及小问题的密集研究的氛围里。经验观察和小理论的持续积累，不知道在谁那里纵然间看见了大理论的模糊轮廓。我以为，经济学家近20年来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就有这样的情景。
十多年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转型的注意力集中在经验的差别上。解释所看到的不一样的结果成为第一代转型经济学文献的主力。经济学家试图要弄明白中国的局部改革为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俄罗斯批发式转型导致了不增长。早期代表性的解释理论是，中国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有利于局部改革的推行。而后来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中国的转型成功地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分权财政下的竞争促进了私人部门的崛起。之后的这类研究文献都在关注中国转型的局部经验和转型体制的独特性，如“财政联邦主义”、“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官员的政绩观”、“放权让利”、“开放与引资”以及“抓大放小”、“经营承包”、和“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文献并不入主流，因为它们不能与主流的经济学文献关于国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贯通起来。主流的理论强调了私产制度、金融发展、健全的法制以及民主的政体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这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却背道而驶。这说明，虽然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验进行了不懈的解读，也许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出来。
的确，中国的改革和增长一直是在西方世界并不看好，甚至对中国崩溃的预言不绝于耳的环境里发生的。但是，由于体制的灵活和容易适应，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里多次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当西方的正统国家理论和主流的经济发展理论把一党政治、强势政府、缺失的法制以及资本不发达等“国家因素”看成经济落后和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的时候，中国的经验却把经济增长与国家增长协同起来了。
与主流经济学那些一成不变的命题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成功恰是得益于它的现存体制的可塑性和灵活性。这的确是一个少见的治理模式。中国的政治家们在策略上保持了对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并存的开明，使得中国的转型以经济形式的多元化为起点。时至今日，演变出来的体制的多样并存仍然奏效。不仅在经济转型时期始终保持着所有制的多元化，而且在很多方面，同在一个“单位”的人却能够生活在不同的体制里。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做法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从国家的现存经济理论中我们总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下面的事实：中国的政党和政府不仅是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也是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经济的增长导致了国家和政党的增长。而要解释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模式，不研究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行政执行力、对外部环境不断适应的能力、官员激励模式和竞争促进的微观机制之间的关系是根本做不到的。中国政治治理的一个优势就是不断适应外部变化了的环境和需求，不断调整其方法和理论。这在承认市场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和承认私人财产权利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典型，最终将保护私人产权的条文写入了宪法。中国经济体制今天的可塑性和灵活性来源于政治治理，而后者是形成得益于改革初期邓小平先生倡导的务实政治哲学（所谓“猫论”）和大多数人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担忧。
正是由于体制的灵活，当西方观察家们指责中国在市场制度、法律体系等制度的基础设施方面表现落后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能灵活地用政治模式和国家治理的其它优势来弥补那些缺失。在法律和财产权制度跟不上的时候，是政府注重培养良好亲商环境的诚信使外商直接投资得以大规模进入，而这些就是政治治理的作用。政治治理的优势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改革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上。它把正确的市场激励引入了地方官僚系统并能保持着政治上和人事上的集中制度。它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制造了不小的代价。功过评说的背后依然需要依托理论。
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即将进入第30个年头。按照中国古人的智慧，30年为一世。在政治稳定、政府治理、适应能力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大量独特经验，值得现代经济学认真总结和研究。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治理和政治模式紧密联系，则是懂得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中国也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而且在因地制宜消化外国经验。而今天中国也输出经济增长经验。例如，印度就在研究中国的贸易投资特区的经验，越南则在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
构造和发展一个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理论，是一个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有重大贡献的机会。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在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改革的不可逆性、内生的产权理论和体制的灵活性、增长的诊断学以及模糊产权理论等解释局部经验方面都取得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基础。但一个完整的解释理论则需要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政治发展的道路与经济增长的推动机制之间的关系确立在一个逻辑一致和有微观基础的框架内。未来数年，做出这样贡献的经济学家就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