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引发对价格双轨制争论的一个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当时宏观经济的失衡状况以及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的“设租”和“寻租” 现象。由于逐步放开了“计划外”的数量和价格管制，在计划内外之间进行的“倒买倒卖”和计划官员权力设租的现象开始抬头。同时，在1984-1985年，以所谓“消费基金”膨胀为特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不断积蓄，物价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1985年初，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就曾上书国务院，提交“全面改革亟须整体规划—事关我们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提出，价格双轨制本质上是有冲突的体制，如果长期维持必将引起经济领域的协调失败，产生混乱局面，葬送改革的前途。然后他们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开始研究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并在1985年8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在这个研究报告中他们进一步指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弊端”，主张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代之以整体配套改革的战略，来解决当前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和腐败蔓延的问题。这个报告后于1986年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35期上。
1986年，当时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郭树青和李剑阁等在积极从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研究报告（最后于1988年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为名出版），其中也公开反对价格双轨制的做法。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就等于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同时他们提醒，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计划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现象，造成腐败蔓延。我记得，1988年，吴敬琏教授还组织了关于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会，并将讨论的结果汇编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出版。
在1985年前后，支持价格双轨过渡策略的除了华生等青年经济学者之外，刘国光先生算是支持了价格双轨制。他198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价格双轨制能为生产者提供有效的激励，强化降低成本的意识，缓解某些物资的短缺，是中国进行价格改革的可行的路径。另外，在1985年9月2-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在长江上的“巴山号”游轮上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人们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上，中外资深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讨论到了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在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刘国光等负责撰写的材料就特别写到会议对价格双轨过渡的讨论内容，尤其提到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对价格双轨制的肯定：
“在模式转换过程中，从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入手，利用双轨价格逐渐消长，推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以避免改革中的大的震荡。正如布鲁斯所说的，从配给体制向商品体制过渡阶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消费品方面曾经实行双重价格，但中国在生产资料方面也实行了双重价格，这可能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它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可以使行政的直接控制平稳地过渡到通过市场进行间接控制”。
很容易看出，经济学家对价格双轨制的这个争论在理论上已经牵扯到中国改革的战略采择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应该分步走呢，还是要整体推进呢？在转型经济学的文献上，这两种不同的战略取向被今天的经济学家习惯地称之为“激进的改革”还是“渐进的改革”。但是，国际上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并研究转型战略的理论问题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这要比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晚了将近10年。
1986年在中国经济改革推进战略的形成历史上是最戏剧性的一年。思想分歧与对立无处不在。对于价格改革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经济学家内部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而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内部对改革的顺序也产生了分歧：应该优先改革什么？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应该先推进价格改革还是先推进所有制改革方面。
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央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对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并没有形成什么方案。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和零敲碎打的和自发式的。但是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则有了新的突破，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有了“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而且在战略是要求转移到城市为重点，进行全面的改革。
经济学界很快就出现了关于改革的重心和顺序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主张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而力推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为所有制的改革获得成功”。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而且这个非均衡的状态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在非均衡的经济里，价格的作用是有限的。通过价格改革来理顺经济关系并不实际。中国的改革应该饶开价格改革，先集中进行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去逐步理顺比价关系。
而另外一些经济学人，主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的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郭树青和李剑阁等，则不主张实行太长时间的价格双轨过渡，也不支持局部性的改革战略，而是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形成了“整体配套”改革的思想。事实上，我们提到过，早在1985年初，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人就上书国务院领导，提交“全面改革亟须整体规划—事关我们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后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青等人的一些研究报告肯定影响了国务院总理。
所以，在1986年的1-3月间，国务院总理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多次讲话提出，1987-1988年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要迈大步子，要尽快建立一个有利于微观竞争的好的体制环境。他特别说到“具体说来，明年（即1987年-引者注）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
总理的这些讲话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也随之紧锣密鼓地进行。吴敬琏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简单地回顾了他参与其中的这个细节。他说:“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拟订了 ‘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价格改革方案，准备在1987年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实施。改革的具体办法，类似于锡克早在1981年就向中国同行介绍过的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做法：‘先调后放’。先根据计算全面调整价格，然后用1-2年的时间将价格全面放开，实现并轨。在财税体制方面的主要举措，则是将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revenue-sharing system），改革为‘分税制’（tax-sharing system）以及引进增殖税（VAT）等”。
吴敬琏教授还进一步透露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本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在1986年的8月批准了这个配套改革的设计方案。邓小平本人也支持这个方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在10月，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而且在1987和1988年决定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换句话说，厉以宁的思路占了上风，取代了整体配套的改革思路。
我没有更多的信息来解释为什么国务院的领导在1986年10月突然改变了主意。但可以判断，这与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太多的部门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的不可调和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也非常不利。由于国务院在1984-1985年那一轮的通货膨胀中采纳了紧缩的治理政策，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85年下半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两次提高利率，加强信贷的控制，结果经济在1986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月份还出现了经济的零增长。面对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敏感时段，考虑放松货币政策，如何刺激生产的增长极有可能重新变成国务院优先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改革可能比价格改革和配套改革对帮助经济恢复繁荣更具说服力，因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的短期效果很可能是紧缩性的，而以企业承包制和财政包干等为主的改革坚持的则是放权让利式的思路，有助于改进供给和恢复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