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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

  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罗伯特·卢卡斯(Robertukas)及其“理性预期”学派获得。关于罗伯特·卢卡斯理论的渊源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我已经在《信报财经月刊》95年11月的文章中叙述过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探讨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在近百年里,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arshall)正式肇端的经济学理性主义,以“均衡分析”为基础,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被几位分别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卢卡斯)推展到了某种极端地步。在我看来,这场“百年运动”正把经济学带到社会思想界自孔德(Augusteomte)时代就开始注意到的所谓“现代危机”。

  一、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1920年第八版《经济学原理》的序言里指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前者靠了“物竞天择”的假设解释世界。后者则从“理性假设”推导出均衡概念。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们从50年代开始不断地论证说,理性假设足以解释那些能够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以家庭选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从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如果两种方法是等价的,那么均衡研究显然有着实证方面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可怜的理解力很难把握德漠克利特那条永远流变的河。“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大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马歇尔有很强大的哲学训练,但是他选择了均衡分析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证角度建立了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其所理解的“理性”与1737年写《人性论》和1748年写《人类理解研究》的休谟(Davidume)一模一样。在后者看来,这样的理性也同样存在于动物身上,因为无非是经过长期条件反射形成的行为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通过1920年奈特(Franknight)和扬格(AllynYoung)的连接,直接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但是这个经济学主流和正宗,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其他大学那些强调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的(也许是竞争性的)影响,在社会思想方面逐渐远离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如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的传统。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始,到萨缪尔森(Paulamuelson,1970年得到诺贝尔奖)为止。第二阶段由阿罗(KennithArrow,197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八十年代后期止。第三阶段由博奔理论家们以博奔论方法重写经济学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均衡分析受到来自另一方面,即进化论方面的挑战。许多大师级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chumpeter)、哈耶克(F.Hayek,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西蒙(Herbertimon,1978年得到诺贝尔奖)、钱德勒(Alfredhandler)和卡尔多(NikolasKaldor)等人的批评。批评和反批评的焦点,我认为集中于对“理性”的理解上。局部均衡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说的,是假定在所分析的事物之外,一切事物都不发生变化(otherhingseingqual)。反对的观点来自几乎全部可见事实:企业家创新(熊彼特),所有观察到的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西蒙),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动态过程”(钱德勒),均衡分析与现实“非均衡世界”的不相关(卡尔多)。而哈那克从始至终相信“理性”对传统的依赖性。我想把他的更本质性的批评留到文章最后一节讨论。

  不论如何受到批评,均衡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在1947年,被一位精通当时数学各种方法的学生——萨缪尔森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建立起来。所谓“系统地”。是说萨缪尔森的工作如此彻底,他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分析是如此娴熟,以致今天(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里,这种方法已经被写成可以机械地一步一步执行的“菜谱”和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用任何思维就从输入一组“数据”得到关于整个问题的解答。使用方便,在各种学术传统的竞争和继承中显得格外重要。萨缨尔森为此得到了他的诺贝尔奖。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济分析的语境(即对话双方得以相互理解的背景环境)。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福利损失”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他们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并以所谈论的状态和假想中实现了的一般均衡状态作比较。阿罗的工作基于希克斯(JohnR.Hicks,1972年同阿罗分享诺贝尔奖)四十年代的研究。希克斯在研究中总是注意到在两个商品相交换的市场之外还有另外第三个市场(例如“一般等价物”的市场),正是这三个市场同时达到的均衡决定了每一个特殊市场里的价格。这是一般均衡的思想。

  “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弈论相接了。德布洼(G.Debreu,因一般均衡理论得到1983年诺贝尔奖)证明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上的均衡同时实现)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Kakutaniixed-pointheorem)。而博弈论中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或它的等价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赖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弈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均衡的和非均衡的)猜测,那么如何保证所有人的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初的连载文章)。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还有汤玛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罗伯特·卢卡斯在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去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任教至1970年。这一时期他集中于单个企业和工业的最优投资理论的研究。当时这是聚集了宏观经济学三大重要问题(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及其反对派。经济周期问题。资本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焦点所在(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11月的文章)。正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影响了卢卡斯在“理性预期”方面的研究。卢卡斯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理性预期”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决策往往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根据同样的“对称性”可以推断。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也往往影响我们现在的决策。难道不是吗?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应当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于是分出一部分时间联系可能的工作单位。父母们总试图设想孩子的未来并且根据他们的设想规划孩子的学校和专业。对核武器的杀伤力的预期使目前的防卫策略变成了真正的预警和攻击策略。卢卡斯进而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企图把私人企业当成机器,通过政府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真正在进行的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的是这场傅弈的均衡,而不是什么社会控制过程的“最优化问题”。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以及二十到三十年代,拉姆希(Ramsey)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Hotelling)资源最优消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GaryBecker,1992年得到诺贝尔奖)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Georgetigler,1982年得到诺贝尔奖,芝加哥学派领袖)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Knuticksell)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场”的设想,以布坎南(Jamesuchanan,其新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得到1986年诺贝尔奖)为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Charlesieboutheorem),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quivalenceheorem)展开的讨论,与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于政府开支)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R.BarrO)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认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以福格尔(Robertogel,得到1993年诺贝尔奖)和巴塞尔(Y.BarZel)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牙密和罗丹(Y.Hayami,and.W.Ruttan,thechoolf“induced-institutionalchange”)为首。

  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九十年代开始了用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运动。所谓“重写”其实是重新解释。记得哈那克在临终前最后一本书中写过,他对博弈论研究方法寄予一定的期望。关于博弈论,香港读者已经不会感到生疏了,因为从1994年博弈理论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本港新闻报章曾经着了魔般地宣传过大约半年吧?!不论如何,博弈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九十年代时,他们发现所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决策的问题。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theameetweenersons)”。在认识我们社会的现代危机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学者了!

  克莱琅斯(Davidreps),这个年轻的博奔论“四人帮”首领,他应当与宾默尔(KenBinmore,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奔论基础研究者)并列,成为首先认识到博弃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大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弈论与经济建模》;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在博弈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大多的杰出贡献者(例如Roberu-mann,JohnShapley,Herbertcarf,Martinhu-bik……)。在三个得奖者中,只有纳什(Johnash)那种真正天才的(具强大想象力的)开拓性的工作(有些仅仅是笔记)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不过,海深义(Johnarsanyi)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使他成为把博弈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我们看到,诺贝尔委员会把1995年的奖项给了卢卡斯及其“理性预期”学派的工作。从上述理性主义运动的广阔意义上看,这只是1994年博弃论得到诺贝尔奖的余音。

  二、作为“极限”的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极限

  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休漠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把“理性”假设作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极端的境界。以贝克尔后期工作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上半年连载文章,又载《经济研究》94年7月),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tility)”。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弈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遇到麻烦。

  克莱琅斯和宾默尔详细讨论了纳什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像老前辈阿曼(R·Aumann)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铂斯在《微观经济学教程》第410一417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赖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举一个例子说,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参见前引的我在《信报财经月刊》的文章),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理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据了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如此类推,以致无限多的“但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极限状态的知识在博弈论里叫做“共享知识(commonnowledge)”。读者能够想象这个无限的推理过程吗?不仅读者想象不了,连西尔顿(R.Selten,1994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认为人类理性不大可能完成这么无限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芝加哥学派的那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辩护呢?在贝克尔或卢卡斯的理性选择模型里,人的理性只需要计算无限遥远的将来的成本与收益。这在芝加哥学派“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等价”的道理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时,彻底的理性假设就要求博弈各方做上述的无限推理。那是一种无限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己”的反复过程。如果我们仍采用芝加哥学派的论证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取消了博弈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吗?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正是在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判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类黑格尔式的论证。结论:“芝加哥学派辩护”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博弈论阶段完全无效。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超越经济学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境。早在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恩斯特·马赫的时代,研究知识论的学者就已经表述了上面那个令读者头痛的博弈论里所谓的“共同知识(commonnowledge)”。用分析哲学家魁恩(W.V.Quine)的术语,当我认为“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件事情。当我认为“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确认了“我知道”这件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无穷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说两次“我知道”就算是到达一个“不动点”了,就是均衡了。但是博弈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无数次“我知道他知道”。这才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难。用胡塞尔(E.Husserl)的术语,这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的人也认为真确。我以为,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社会思想关心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孔德(Aug1istuomte),迪尔凯姆(Emileurkheim),韦伯(MaxWeber),和帕累托(Viifradoareio),都已经强烈感受到社会进入现代时的那种“基础瓦解”的失落心态。是什么东西造成社会基础的瓦解?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些问题正是早期社会学大师们研究的主题。上述社会思想家们思考得到的结论是: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和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从美国最近的辛普森审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知识的局部化造成陪审团的决定是多么出乎意料。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其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本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治下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在经济学自己的传统里,休漠在《人类理性研究》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只有习惯可以使动物由刺激它们感官的各种物象来推测其恒常的伴随,并且使它们的想象在所谓信念的特殊方式下根据一个物象的出现,来构想另一个。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情方面,不论是高等的,或低等的,它们这种作用,只有这种解释,并没有其他解释。”(中译本95页)哈那克非常重视休漠的这个思想。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休漠的这一思想实际上被表述成海那克体系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哈那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不仅如此,哈那克进一步论证为什么传统常常必须在同当代理性的斗争中才获得继承并建立与之符合的新的理性(“理性在服从传统中变成理性”)。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从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上面的。这个共享知识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不论如何,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传统”,它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博奔论研究交互作用的一群人的均衡的存在性和实现均衡的条件。所以它迟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说明共享的知识传统如何影响博弈均衡。我的阅读表明,目前的理论家中只有三个人的著作表现出来他们对这个基本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是宾默尔、克莱珀斯和绍特。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含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从头开始,非经济学的学者们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视而不见”,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危机尚未降临吧?

  目前,由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正在方兴未艾,我不想给读者独断性的结论。我的文章的结论只是勾画出我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现代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向是把经济学带回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去。希望我的“批判的批判”引起更多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的学者的兴趣,以便对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做深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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