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条条”、“块块”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可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部门经济列入“战略保护”的范围。于是竞争不再是市场的，竞争转变为政治的、幕后的、钱与权的交易。这是真正让人担忧的。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经历着这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文明的冲撞与交流终于变得无法回避和不可逆转了。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义无反顾地前行”，哪怕这里是地狱的入口，哪怕我们原本没有勇气弃绝徨。
让我们犹豫徘徊的，首先是对“投入未知”的恐惧感。不得不离开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如同暗夜里在薄冰上行走，因为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而恐惧，唯其无可名状而感到恐惧。
其实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经历过世纪初的政治变革、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90年代的“全方位开放”以及这两个年代之间频繁的战争与“制度实验”之后，早已经分崩离析，被来自西方的和来自本土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撕扯为无数碎片。正是由于每个中国人不得不站在一堆碎片上看自己的世界，正是由于这个碎裂的世界不再承认任何单一价值观及其“宏伟叙事”，中国人才像西方人一样被带进了“现代”——现代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对传统的反思和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批判。由于这种反思和批判，现代生活方式不再是没有疑问的，不再是“不思”的，不再是安全的。但是有谁仍然觉得返回我们4000年的传统生活是安全的呢？有谁仍然天真地相信“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不会重演呢？
危险首先来自旧的生活观念。现代人已经被抛入了现代世界——无处不值得怀疑和无处不紧张的世界，而现代人的生活观念，如果仍停留在传统社会里，将构成对生活的最大威胁。哈耶克曾说过：自由绝不总意味着快乐。因为，例如，人们可以做快乐的奴隶但没有自由，人们也可以或者更可能选择做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自由意味着自主选择，意味着不再有“铁饭碗”（和相应的“大锅饭”），意味着创业的风险，意味着背井离乡和失去家园。自由意味着竞争，也意味着当你的权利被某些人侵犯或剥夺时你可以转向其他人。自由，一句话，意味着不断展开的新生活、新痛苦、新意义。这便是新的生活观念。
当我们害怕来自西方的跨国公司和类似的随国门开放而来的“洪水猛兽”可能造成的高达千万的失业大军的时候，我们的旧观念及其基础上的世界图景并没有看到，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在亚洲其它地方（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创造了比传统世界多得多和丰富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与这些地区的经验类似，在整个南中国经济区域里，不是失业而是高速增长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数以百万和千万计的内地农民放弃他们过惯了的传统生活勇敢地投入未知，他们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希望，他们取代了城里那些仍然束缚于旧观念的国有部门职工，他们为一座又一座的老城市提供着家庭服务、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医院护理、理发按摩、公司文秘、财务经理，他们正在努力学习，试图争取那些更高级的工作并发挥企业家才能，只要这个社会准许他们进入。
这就是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准许谁进入？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危险来自我们熟悉了的旧制度，因为旧制度每日每时通过旧观念复制着自身。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所在的部门利益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才被叫做“部门主义经济”。在已经被“传统地”切割为千百个“条条”和“块块”的部门主义经济中，每一个企业以及它所抚养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都有千百种途径通向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以寻求保护。事实上，改革以来形成的任何一条法律政策或“暂行办法”，都是部门利益以及来自这些部门经济之外的利益“博弈”的结果。任何“市场导向”的政策都表现为政府主管部门不断放弃对原有本部门企业及其员工福利的保护和不断在各种压力下准许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和分享利润的博弈过程。当这一博弈过程努力要展开自身的时候，它几乎处处都遇到陷阱，它时刻有被旧制度、被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扼杀的危险。
即便在新兴企业的内部，旧制度又何尝不时刻在复制自身呢？“资本”原本就是贪婪的，一旦它积累到足以产生政治影响力，它就要勾结和腐蚀权力机构。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的资本如此，中国新经济的资本亦如此。在法治缺失的地方，家族化的官僚垄断资本就开始滋长，同时也就开始扼杀市场竞争和参与竞争的力量。在竞争消失的地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告诉我们，必定出现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倾向腐败”。当腐败在企业内部蔓延时，企业的创新精神就会枯竭；当腐败成为“普遍腐败”时，社会的创新精神就会枯竭。当创新精神枯竭的时候，人和人群便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从来就不喜欢竞争法则，从来就反感弱肉强食。可是不幸，只要资源稀缺，就有竞争发生，就有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法则。就在今天，我和其他中国人一道，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一法则，不得不再次思考“西力东渐”与“民族生存”这两方面的理由。
为“民族生存”担忧的理由，自然而然地生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要求。从后者又自然而然地可以制订一系列保护“战略产业”的政策。而无数“条条”、“块块”的既得利益集团又可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部门经济列入“战略保护”的范围。于是竞争不再是市场的，竞争转变为政治的、幕后的、钱与权的交易。这是真正让人担忧的，因为从这里可能滋生出无数“官僚垄断”的运作方式、无数“创租”与“寻租”的行为。结果是效率进一步下降和更多的工人失业、更重的农民赋税、更低的失业津贴、更不平衡的社会心理。为“民族生存”担忧吗？看一看这个民族的主体在旧体制下的生存状况吧！
加入世贸组织只是对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一种承认，它的象征意义在于“按国际惯例办事情”，于是大大减少了来自旧体制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博弈规则的透明度，大大扩展了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秩序与机会。如果有人告诉我，与这幅图景相对立的，是受到旧体制层层保护的“民族工业”以及为维持旧体制而必须转嫁给这个民族的主体的种种低效率负担，那么我宁愿有些武断地声称：投入未知，我们将要失去的，只是锁链。
百年以前，中国改革的第一人梁任公先生（“少年中国说”）曾经写道：今日之欧洲乃老年之欧洲；今日之中国，乃少年之中国。少年的精神是求创造的精神，求自由的精神，求新生活的精神。惟其如此，中国才有了希望，才有了朝气，才有了自立于世界之上的能力。百年之后，改革的中国已经历尽沧桑，渐入“中年”，然而“少年中国”之精神仍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精神。“这里是地狱的入口，这里必须弃绝犹豫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