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接着解释五常《经济解释》卷一那段话。既然需求定律是“综合”命题，而不是“分析”命题，五常关于：“高手的处理方法则大为不同。……”的那番论述便大有道理了。
在哲学里，知识的理论，或者“认识论（epistemology）”——希腊词根“episteme”义为“知识”，专门要探讨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原理，“充足理由律”，康德（I. Kant）论述得十分不清晰，遭到叔本华（A. Schompenhauer）的严厉批评。后者的博士论文，主题便是重新梳理“充足理由律”。
假如现象甲与现象乙经常同时被观察到，那么，如休谟（D. Hume）所论，我们人类的头脑便倾向于把甲和乙“联想”为一组因果关系。至于甲是原因还是乙是原因，则可因经验的历史及每一认知主体对其经验历史的阐释而变化，此即所谓“知识传统的演变”。
假如现象甲与现象乙和现象丙和现象丁等等现象同时被观察到，又假如我们通过“联想”认定现象甲是结果，而其它现象是导致这结果的原因。那么，如叔本华所论，我们人类的头脑，为了简化地理解这个世界，总倾向于从导致了现象甲的许多原因里面寻找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例如现象丙，并认定现象丙是导致了现象甲的“充足理由”。
那么，我们如何断定导致了现象甲的诸多可能原因当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叔本华强调这是人类判断力的运用，而且强调判断力是基于直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被叔本华诉诸“直觉”的这一判断过程，恰好是“计量经济学”的使命。通过对复杂数据的计量，基于学者们达成较高共识的一套统计学原理，我们能够“判断”最重要的、不那么重要的、以及最不重要的现象，它们的联合作用导致了现象甲。
但是，如波普（K. Popper）所论，我们观察不到导致了现象甲的全部原因，因为“全部”，要求我们永远活下去，到宇宙的末日，才算是穷尽了我们的观察。因此，我们总需要建构一些“模型”，根据我们的判断，用那些“最重要”的因素，把我们所要理解的世界简约成为模型化的世界，并且在模型里面假设了现象之间的许多联系——这些“联系”大多是不能被观察到的。
注意，模型化了的世界是理性建构的产物，是理性为自然“立法”的结果。五常所论的“需求定律”，正是这样一个“模型”。在需求定律的“模型化世界”里，“偏好”是现象之间的一组关系，它们由“无差异曲线族”表示，但不可观测。
假如现象乙和现象丙是现象甲的原因，假如现象丁是现象乙和现象丙的原因，又假如我们无法观察到现象乙和现象丙，但是可以观察到现象甲和现象丁。那么，我们可以建构一个世界模型，例如需求定律所假设的模型，用模型来刻划不可观测的现象乙和现象丙之间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个模型之后，如果我们从模型的关系逻辑地推导出现象丁和现象甲之间应当具有“负相关性”，又如果我们确实观察到了在现象丁和现象甲之间的统计意义上“显著”的负相关性，我们就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陈述）：假如我们接受模型化的世界图景，那么，现象丁导致了模型世界里假设的“现象”乙和“现象”丙之间的关系，并且由此而导致了现象甲与现象丁之间的负相关性。
理论高手，根据场合的不同，可以把上述的方法运用到“神乎其技”的程度。这是我对五常教授那段论述的第一个观点的解释。
其次，那段论述里的另一观点，虽然是波普的，也非常重要，即否证主义的立场：任何理论，或者任何“普适性”的陈述句，都必须是可以被现实世界的观测所否证的，才称得上是“科学”的一部分。例如，普适陈述句“天鹅是白色的”，满足否证主义的判据，故而是科学知识的一部分。为了否证这句话，观测者必须在特定的时空点观测每一特定的天鹅的颜色。假如把被观测的天鹅编号为“1”、“2”、……，“N”，假如这“N”只被观测到的天鹅当中有“M”只，颜色不是“白”的，又假如天鹅的颜色只有“白”和“黑”两类，那么，根据大家达成了比较高的共识的统计学原理，陈述句“天鹅是白色的”所包含的真理性，由概率 描述，并且它是谬误的概率为“ ”。
需求定律，既然是综合命题，就必定有小于1的概率“ ”使得该命题“正确”。换句话说，必定存在一个非零概率“ ”，使得需求定律“不正确”。注意，这恰恰是五常教授在这里所要强调的经济学以及实证科学所依赖的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即理论的“可否证性”。波普说：不可否证的理论，是“神学”，不是“科学”。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声称，需求定律既然是科学的一部分，就必定存在可以否证它的场合，哪怕以很小的概率存在着，在那些场合我们能够根据观测支持这样的判断：“需求的量与价格不是负相关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场合，或者，发现过，但如“吉芬物品”那样，还有很大的争议。显然，这就是我们在计量经济学里讲授的“ ”（不支持所假设的关系）与“ ”（支持所假设的关系）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