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二代传人”威廉·詹姆士，应邀从美国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基福德讲座”作一系列报告。一年后，他以《宗教体验的类型》为题目发表了这一系列报告。今天，这本书仍然被列为宗教研究的经典著作。1908年，牛津大学邀请詹姆士担任最享盛名的“希伯特讲座”的主讲人。讲座持续了两年。詹姆士演讲的结集，就是1909年出版的《多元的宇宙》。这本文集发表之后，立即在理性主义思潮统治下的英国学界（当时美国学界还仅仅是欧洲学界的“无足轻重的附庸”）引发了“几乎全体一致的反对”。詹姆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本书，（1）将被阅读；（2）将遭到初次的、几乎全体一致的拒绝，可以出于各种理由。但，随后，（3）还会再次被购买、引用、并终将对英国哲学界产生强烈影响。”不管詹姆士如何向自己和向亲友解释英国学界的激烈批评——为了使自己和亲友感觉好过一些，他的心脏终于最后地崩溃了——肯定与这些激烈批评所引起的悲观情绪有密切关系。
詹姆士心力耗尽，从我们这个世界逝去了。这一事件发生了20年之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三代传人”约翰·杜威，年届七十，带着远远超过詹姆士的乐观的性情和健康的心脏，应吉福特讲座之邀，在詹姆士的幽灵陪伴下，开始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第二次欧洲远征。这一次，远征的目标似乎直接就是理性主义传统本身。杜威的这一讲座，发表出来，就是这本《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又过了60年，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哈贝马斯以德文为杜威在爱丁堡大学的这次讲座撰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他认为杜威通过《确定性的寻求》所表达的实用主义思路，足以对抗舍勒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反科学”思路和卡尔纳普与莱辛巴赫的“逻辑经验主义”思路。
与上述历史事件密切关联着的，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时，杜威恰好在中国——1919年4月28日，“杜威从日本大阪赴中国上海讲学”，并且由于那场运动，他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逗留了两年以上的时间。例如，他的下列活动让我感到亲切：1919年5月5日至9日，他在杭州讲学；1919年6月1日，“游颐和园”；1919年11月12日，以“思维的种类”为题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1920年6月9日至13日，再游杭州。最后，1921年8月2日，杜威由济南赴大阪。
由于胡适对杜威思想的体会和扭曲，也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纠葛，《确定性的寻求》只是1966年内部发行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9辑的一部分。所以，2004年1月的这一“再版”，应当是名正言顺的第1版——由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撰写“前言”，并附了他翻译的哈贝马斯“书评”。
这本书的第一章“逃避危险”，如杜威所说，概括了全书的内容，它试图说明：（1）始自古希腊的西方理性知识的传统，在心理深层积淀着一种对“确定性”的固执的寻求。因为人类本性里是要求回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2）有闲阶级的发展使“知识”者逐渐与生活的“实践”者分离，使知识逐渐成为仅仅面向柏拉图理念王国的思想活动。因为只有在那里，人类心灵才可能找到绝对确定的事物；（3）“实践”被“理性”贬低为是与“偶然”相伴随的活动，不能够分享神圣“必然”的崇高价值；（4）对这一崇高价值的分享使得知识者不仅相信理性能够把握真实而且相信凡由理性建构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因此，形而上学不再是冥想，它成为真实世界本身；（5）可是，人类心灵是通过实践才认识了真实世界的。实践，不仅仅是“看”，而且是操作，是改造，是相互作用；（6）知与行，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通过具体操作，心灵才可能理解、把握和界定那些被叫做“概念”的事物。
知与行的合一性，在第六章“观念的游戏”讲述得最为生动。杜威在那里借助于对数学观念的发生学考察，说明了“概念”是通过被操作而被心灵掌握的。这是一种可以回溯到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查尔斯·皮尔士那里的看法，甚至更早，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思想家，尼古拉斯的库萨那里。即是说，若事物“甲”与“乙”之间的互换完全不改变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则甲与乙可以被认为是“无差别”的。概念的事物也如此：若我们懂得某概念之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与懂得此概念之前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差别，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概念毫无用处而且多余。如果数字“1”和数字“2”关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所能告诉我们的知识完全一样，那么，把这两个数字加以区分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打算指出，杜威的基本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信仰”问题。如果“信”与“不信”带给我们的是同一个世界，当然就没有必要讨论信仰问题。不过，问题恰好在于：信仰改变了世界。■
（《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杜威著，傅统先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