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社会迟早将面临或已经深陷其中的资源环境困境，不仅要求引入更广泛有效的市场机制，而且要求引入更有效率的政府机制
年轻的读者未必知道，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如斯密、李嘉图、穆勒，直到杰文斯，都把“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视为困难的问题——为什么水的“使用价值”远高于钻石，但其“交换价值”却远低于钻石？这一悖论的完全解决，主要归功于19世纪末叶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价值理论发动的“边际革命”。
今天，我们知道，只要水是足够稀缺的，对缺水地区的任何一位居民而言，水的边际效用可以很高，甚至可以高于钻石。当然，斯密理论并未过时。今天，我们仍然相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
另一方面，我们还相信“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因此，我们常常提醒民众：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奈特曾经感叹——或许在这一点上他是赞同马克思的——专业化的最大代价是“劳动者的异化”。今天，对环境经济学家来说，物质资本的积累几乎永远等价于环境资源的消耗。换句话说，在环境经济学模型里，我们把任何资本增量视为环境资源增量的负值。
水、空气、阳光、土地肥力、以“文字”、“习俗”、“信仰”和“传统观念”为基本形式的文化遗产，是所谓“可再生资源”，也是在“过剩劳动力”之外，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可以“免费”获得的投入品。不过，我们反复指出过，可再生资源经济学至今没有建立牢固的资源“可再生性”和“可耗尽性”的经济学判据(参阅汪丁丁“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问题”，《管理世界》1993年)。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资源经济学不足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政策的指导原则。
就这里报道的“引黄入晋”水价及其遭遇的问题而言，在微观层面，经济学理论已经提供了至少一种能够减少浪费的用水机制。例如，所谓“水权交易机制”——假设供给量不变，众多的用水户在某一(费用足够低廉的)交易平台上出售和购买水权，可以实现水资源在这些用水户当中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水权的初始分配越是不合理、越是蕴涵了巨大的浪费，水权的自由交易就越显合理、越能够减少浪费。又例如，所谓“纳什谈判机制”——特别适用于少数用户共享的地下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参阅A. Sgobbi，C. Marchiori，and C. Carraro，“applications of negotiation theory to water issues”，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2005年6月)，也是如此。
在宏观层面，从“社会”角度审视，上述微观机制尚不足以缓解水资源危机。首先，任何地方政府，都应遵循某种公共选择机制确定当地居民为维持生命而必须满足的用水“基本量”——假设这一基本量在任一居民的效用函数中具有同等重要性，从而可以客观测算这一基本量的收费标准；然后，赋予每一居民等于这一基本量的基本水权，允许自由交易。
其次，以太原市已经极度稀缺的地下水资源为例，以当地政府已经测定的地下水的最低允许水位为地下水资源的“耗尽水平”，逆向推演各耗尽阶段的水的“影子价格”，并以此为参照，制定“本地水”的价格。根据这里报道的情况，我们推测，太原本地水的影子价格早已超过每立方米不到3元的综合水价。不过，应当指出，在测定综合水价的时候，当地政府或许没有引入微观交易机制，从而，所谓“综合水价”，隐含了用水过程中的巨大浪费。
不论如何，假设已经有了微观交易制度，若根据本地水的影子价格测算的任一居民为获得“基本量”的水权而支付的费用，在该居民总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超过了该居民的承受能力，则应诉诸于政府补贴。
于是，第三，当地政府应当建立如同香港政府那样充分有效率的发放补贴的监管机制——要知道，香港人口不论是总量还是流量，都远远超过太原市。如果政府效率太低，则由居民纳税支付的补贴和监管费用的总和将完全抵消对水价的补贴能够带给居民的效用的总和(假设“基本量”对居民具有同等重要性，故可测算这一效用的“总和”)。
如果所有上列措施都难以缓解当地的水资源危机，则应考虑，第四，诉诸中央政府的补贴——“引黄入晋”工程的经费分摊已经包含了这一措施。同时，第五，诉诸全国范围内的“自由移民”政策。
与微观交易制度基于同一经济学原理，自由移民政策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因为，那些有较强能力获取太原当地其他资源所蕴涵的经济收益的居民，将比那些能力较弱的居民更愿意支付较高的水价。于是，自由移民的均衡格局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人力资本与水资源之间实现了更有效率的匹配。当然，每一居民对居住地的选择，不仅仅包含了在水资源价格与其他资源价格之间的权衡，而且还包含了社会文化方面的权衡。
本刊曾经报道的“白洋淀绝境”(参见《财经》2006年第7期封面文章)和这里报道的太原水价问题，预示着中国社会迟早将面临或已经深陷资源环境困境。走出这一困境，不仅要求引入更广泛有效的市场机制，而且要求引入更有效率的政府机制。
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2006年05月29日 《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