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股票市场的走势，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失语，因为劝说不如金钱来得雄辩，只好等待市场的劝说。所谓“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不过今晨凤凰卫视播出梁红的看法，让我有了新的念头，如关键词所示。禁止一位网友发言之后，心情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好，硬要说“心情正常”是不对的，昨晚“心然”的字条不错，我确实心情不好。
回来说梁红的看法，直截了当，她认为央行动作太小，三年加息一次，汇率也仅调一丝丝。可是经济变动剧烈，外汇储备增长迅猛如虎，去年顺差超过2000亿，今年贸易顺差至少要达4000亿美元！想来确实可怕，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水闸两侧水位差如此迅猛地增加，总有崩溃的一日，负责任的官员和政府，难道真不考虑任期之后洪水滔天？与其长痛，不如短痛，壮士断臂，一次到位。有道理，有代表性。谁来实施？谁有勇气实施？那是另一问题。政策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类，但政策首先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类。布坎南曾问“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超级市场里偷矿泉水？”因为这是可行而不正确的行为。但正确的未必可行。例如目前，马上要重新分权力了，大会之前哪位官僚愿意冒风险？正确的政策？咱们会议之后再谈吧。
梁红所言，旨在探讨正确的政策。弗里德曼的基本立场是：政策首先要可预期。不可预期或增加了不可预期性的政策，肯定不正确，或许很可行。香港是精英导向的社会，政府自信可以调控市场，所以香港曾违背佛老的立场，但也见到过良好效果。新加坡不可借鉴，因为那里原本不是自由市场。韩国和日本都是精英导向的社会，都有政府自信，都有过香港的经验。但小国的经验未必大国可师。大国之“大”，我们从以往“放、乱、收、死”的循环在东亚小国未见就可知道。大国的央行政策，是否应以佛老的立场为借鉴？或以萨缪尔逊的立场为借鉴？需要讨论，值得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