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昨晚与卫东一道，被叶航拉着，与夏令营同学们座谈。这些孩子提出的问题，其实反映他们家长对孩子前途的担忧，也反映他们对自己前途的渺茫感或“无头绪”。推算他们的出生时期，可能是1985年至1990年期间出生的。1985年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并推广至城市改革，当年，生育率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中央开会研究市场化与计划生育之间的冲突问题。两年之后，生育率有明显回落。换句话说，昨晚与我们聊天的这批孩子，可能有一部分是“生育高潮”时期出生的，另一部分是“生育低潮”时期出生的，也就是所谓“一胎化”家庭的儿童。一胎化政策维持到1993年以后，已经难以维持了。因为，首先，那时的人口流动性已经太高。其次，收入高的家庭有了许多办法缴纳罚款。这样，1987-1992，这五年期间，是一个短暂的“生育低潮”时期。有些武断地说，生育高潮儿更有可能是学习成绩和社会生活事事处处面临更激烈的代群内部竞争的孩子，从而更可能是一群早熟的孩子。相比之下，生育低潮儿更有可能是娇生惯养的孩子，更有可能事事处处依赖家长们的呵护与安排，更有可能丢失他们的自我。
第二件事：座谈会之后，我们五人赶赴茶馆谈工作，可称之为“畅谈”，至夜半，余兴未尽，却不得不散。谈的，都继续是仿真思路。可预见的富于成果的方案，比比皆是。又对国内浮躁学风深有感触，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国内同行，越是成为时髦的领域，越要戒浮躁，不可以为只在新领域内提出若干无根无据的新概念，就可与西方学界平起平坐了。
第三件事：今晨收到盛洪来稿，长篇，很好的思想型论文。与最近跨学科中心仿真项目之一——“安全感-正义感”思路密切相关。
以上三件事的主观印象：它们联合反映了学术思想史上反复发生的“口语传统”的极端重要性。列举三例，每一例都已有研究和论证：（1）维也纳小组，1920-1930期间；（2）芝加哥学派，1950-1960期间；（3）中国改革萌芽时期的“知青点”，1967-1977期间。
按照斯蒂格勒的看法，离开了“口语传统”（the oral tradition of the Chicago school），就谈不上培养什么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正是在斯蒂格勒讨论班里或在弗里德曼的姐夫的家庭沙龙里，产生了“科斯定理”这样的原创思想。
我们五人知道，昨晚提出的“学术传统演化”仿真思路，它本身也是这一口语传统的产物。
打算报考研究生的本科生，他们应了解的，不是各大学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这样的非口语传统，而是以诸如夏令营、双周报告会、甚至博客对话这类形式，了解各大学的口语传统。让你们的心灵感受到这些传统的精神，才可能有学术与幸福之间的共生演化。
为什么三件事相关？有些细节必须交代，否则读者会糊涂。盛洪文章的标题是“论家庭主义”，座谈会的学生们的家庭有一些代群效应，我们晚间提出的仿真方案之一，现实背景是“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