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虽百般曲折，中国的政治家们毕竟启动了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局面几乎立刻就变得很明朗了：市场内在的逻辑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迅速展开，并将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变迁。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要么将使市场力量成为社会演化的主导力量从而中国社会将趋同于西方的“市场社会”，要么将激发出足以容纳和制约市场力量的新型社会——至今无人知晓那是何种社会形态。
几乎250年前，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版发表，随后，他收到埃德蒙·伯克的来信，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被斯密关于斯多亚学派的描述深深地感动了。事实上，斯密研究者们公认，对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原富》影响最深的思想传统，其一是牛顿天文学，其二是斯多亚伦理学。
深深感动了伯克的那段文字，大致如下（此处，我的翻译不同于商务版中译本）：根据斯多亚学者的看法，人，应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视为大自然的广袤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应将自己视为某一分离的和无关联的孤立主体。
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维系于斯多亚学者对于世界的先定和谐秩序的信仰之上，这一信仰为世界公民提供了“安于现状”的理由，并且最终在和谐秩序之内获得以内心宁静为特征的个体幸福。
稍晚于斯密的另一西方大哲康德，在晚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使用了“世界公民”这一源自希腊文“cosmopolity”的语词。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维系于“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他在178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何兆武译商务版）之“命题八”的开篇做了这样的陈述：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接下来康德写了“命题九”即最后一项命题：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
显然，康德奉持的“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与斯密奉持的斯多亚主义者的“宇宙的先定和谐秩序”，二者可以类比，它们都意味着人类理性不足以明了神（大自然）的秩序（计划）。只不过，先定和谐秩序是一静态的概念，隐秘计划则是动态的概念。
另一明显的差异在于，对人类行为而言，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要求的，是一种伦理态度。可是，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要求的，是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被具体地描写在康德这篇文章的命题四和其他几项命题内。例如，命题四：“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这里发生的，便是人类的政治化过程，从自然人的对抗性，逐步演进至国家与国家的对抗性，即康德在命题五的阐述里指出的：“......因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甚至，康德指出——在解释“命题七”的时候：一切战争，在这一意义上都是大自然隐秘计划的一部分，犹如小树只有在竞争中才笔直地向上生长，人类各国由战争演进至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或许，我推测，从斯多亚主义者的世界公民理念，可以不向康德的政治化方案过渡，而是向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过渡。后者在当代中国已为大众熟悉，略嫌极端地被称为“天下主义”。我对任何“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倾向于将它所包含的思想或理念僵化为意识形态。
甲骨文“天”与“元”都含人形，其上有“一”或有“上”。另一方面，甲骨文“下”与“上”只用两条长度不等的横线表示。上线短则表示“上”，下线短则表示“下”。若以远古人类的心理来推测这些字形，“天下”的涵义应由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来界说，从而演化为“伦理的天下”。
我们臆测的远古天下的伦理涵义，不是以任何个人为中心的。其实，每一个人日常接触的其他人，如费孝通所言，都形成许多远近亲疏的“同心圆”。伦理的天下，在每一个人那里有这样一族同心圆，但没有哪一个圆心是天下的中心。凡要求有“中心”的，势必演变为政治的天下。我赞同梁漱溟先生的论证，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与情感，不是政治的，只是伦理的。
伦理的天下有无数的同心圆族，这样的天下会有秩序吗？这里，我们遇到了斯多亚学派的信仰——先定和谐的秩序。你不妨借助博弈论的均衡存在性定理，来支持你对这一秩序的存在性的信仰。不过，我觉得不必有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只要有斯多亚学派的生活方式，就可能让我们重新与古代中国人的心灵相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