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人们的反思从未停止过。在您看来，这次危机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遭受重创的韩国现在的发展状况反而最好？
汤敏:关于亚洲金融危机人们总结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共有的问题。现在回过头看，引发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外债。亚洲国家是民间举债，这和80年代拉美遭遇的国家债务危机不同。原先的理解是民间外债由私营企业自己负责，国家不用承担太大风险。但金融危机告诉人们私人企业短期内大量还债还是会动摇国家的外汇储备，而且国家也不可能容忍私营企业大规模破产，于是整个国家都被卷入金融危机。
外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和表现形式，但最本质问题还是金融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企业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大量举债？这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第二就是金融系统本身没有风险控制机制，所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谁走得更远，决心下得更大，谁就能更快从危机中脱身。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的改革最彻底，也最令人赞赏。他们承担了巨大的成本，非常决断地处理坏账，对许多大公司进行关并和资产重组，因此韩国的反弹最为有力。当然这和各国承受能力也有关系，韩国底子较好，能够经得起大起大落，而像菲律宾、印尼这样相对贫困的国家，改革就必须小心谨慎。从承受能力来说，日本比韩国要强得多，但日本缺乏这种壮士断腕的精神，导致改革蹒跚不前。
三联生活周刊:韩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可以归结为IMF强力干预和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功？
汤敏: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之间对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我个人认为现在还不能断言IMF的策略已经成功。IMF的拯救机制肯定对韩国有所帮助，但同样的计划在印尼和泰国却未取得同样效果。与IMF拯救计划相比，韩国政府、人民和企业的努力更加重要，必须看到韩国实施的相当一部分措施是在IMF拯救计划之外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于东亚的“雁阵”发展模式，从日本、“四小龙”、东盟到中国，东亚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序列内。但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积重难返，其他国家采取的不同策略导致发展上的参差不齐，原先的“雁阵”模式还存在么？
汤敏:说“雁阵”模式不存在了为时过早，我觉得不应该低估日本的实力，近几年日本和亚洲国家间的差距确实在缩短，但绝对距离仍很长。在整个东亚区域内，资本和生产技术由高层次国家向低层次国家转移的过程并未停止。拿同一层面的“四小龙”来说，在危机之前，他们的发展模式就存在显著差异，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重塑这种差异。
三联生活周刊:在可预见的将来，亚洲存不存在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进行的金融合作对抵抗下一次金融危机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汤敏:爆发1997年规模的金融危机可能性较小，因为形成危机的机制基本上已经被控制，各国外债规模和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都比以前有很大改善。但是如果美国目前的公司丑闻导致美国经济重新陷入危机，亚洲国家的恢复就会更加缓慢。亚洲国家通过合作防范金融危机会产生很好的效果。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已经产生一种共识，就是要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在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国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合作程度甚至还比不上非洲，东盟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组织，大家都还没认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亚洲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新加坡的经济非常健康，印尼的经济也不是很差，菲律宾刚刚进行过银行改革，整个金融系统情况良好，但是这些国家都被拖入了危机。外界对亚洲经济观感的变化是整体性的，外资从整个区域里迅速撤走，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亚洲国家金融合作的重点是两部分，一是如何防止危机，二是建立危机爆发时的缓冲机制。在第一个方面，东亚各国正在建立亚洲国家经济监测系统，现在每半年要举行一次“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讨论各国经济情况。会上各国都互相公开关键数据，增加透明度，亚洲开发银行每半年则要向该会议提供一份监测报告。同时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加紧建立一套金融预警系统，利用一些现代化工具对整个区域内的金融风险进行估测，这套系统的雏形已经建立起来。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至11个月，泰国、菲律宾和印尼都有非常强烈的危机预兆，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这套系统，如果能早点做出预报，其后的损失就会小一些，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至于缓冲机制，清迈会议已经确定了亚洲国家货币互换的意向，中国已和日本、韩国、泰国签订了相关协议，假定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立即将有70亿美元的援助金汇入中国的账户。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系统还可以不断扩大。
三联生活周刊:继续完善这个系统能否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不需要IMF的干预，亚洲国家自己就能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
汤敏:目前还不行，不过这个系统将继续完善。目前探讨较多的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其作用类似IMF。实际上1997年9月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日本政府就率先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但这项建议当时遭到IMF、美国以及中国的反对。现在大家对亚洲货币基金已经有了新的看法，IMF方面也出现一些松动，各方已经开始认真讨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
三联生活周刊:马来西亚并未接受IMF拯救计划，但马来西亚也挺过了金融危机，现在的发展形势也相当喜人。
汤敏:马来西亚的改革力度没有韩国大，但是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抓住了关键，马哈蒂尔推行的外汇管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在付出一定代价后终于将经济稳定下来，并在随后迅速复苏。当然马来西亚的经济根基原本就比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要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马来西亚是被其他国家拖入亚洲金融危机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将亚洲金融危机置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量，应当有怎样的理解？现在有一种意见是美国主导的IMF拯救计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国家从危机中尽快复苏，而是要为西方资本打开市场，让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
汤敏:总体上看，亚洲金融危机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结构角度说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开放过快，印尼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资本市场部分开放，从全球化角度理解这是好事，但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结构不能适应这种步伐，其他行业改革跟不上资本市场的开放，金融危机就会爆发。资本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动，发达国家当然欢迎，但不能说IMF拯救计划是美国的阴谋，因为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从危机中得到太多好处，相反它也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可能个别美国公司在韩国、印尼买到了便宜资产，但总体来讲金融危机造成的是一种双输的局面。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现在的拉丁美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公司丑闻对所有国家都将造成损害，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
三联生活周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一种论调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最终战胜了亚洲的政府主导资本主义，但现在美国爆发的一系列公司丑闻又让人们不得不对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反思，对于孰优孰劣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汤敏: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失败——成功的发展过程，美国不是第一次出现危机，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公司丑闻反映出的问题是:曾经被公认为继公司制度以后最大创新的期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虽然它确实对经济发展有极大激励作用，但过分激励往往导致管理者铤而走险，这其实和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都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但美国现在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亚洲曾经实行的经济模式翻案，美国公司丑闻大多是钻会计制度的空子，但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大公司完全是在做假账。严格地说，美国公司丑闻和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的是两个不同发展层次上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大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坏账问题讨论得比较多，有人担心199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会在中国重演，您认为中国应当怎样应对金融危机的威胁？
汤敏: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其共同点是危机的出现未必因为银行存在问题，但危机的扩大和深入都与银行系统不健全有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这不仅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健全的融资系统。从日本的教训看，如果有问题的银行长期得不到处理，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中国要避免金融危机，就应当尽快深化银行改革。
但是我认为中国银行坏账问题不能简单地和国外类比，如果简单比较的话，除了印尼，中国银行坏账率比谁都高。中国的不良资产有其特殊原因，一部分当然是由于银行管理不善，但大部分不良资产都源于经济转型中的成本付出。举例来说，德国统一后，德国政府投入相当于一年GDP的成本帮助原东德地区实现经济转型，俄罗斯通过长达10年的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负增长实现经济转型，而且到现在转型仍未完成。中国为经济转型付出的成本都表现为银行坏账，但是同俄罗斯相比付出的成本远远不够，因此中国的银行坏账问题牵涉到经济领域中的各个单元，处理坏账不能全由银行独立完成。另外清理坏账应当循序渐进，不可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大刀阔斧，一步到位，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转型的问题，在转型没有完成之前，坏账总量不会显著减少。中国改革开放采取的是“两条腿”战略，即建立新体制和改革旧体制并行，而且往往建立新体制要先行一步。我觉得银行改革也可以遵循先立后破的思路，在对现有银行体制进行谨慎改革的同时，建立一批新体制下的银行，甚至是民营银行。这样的银行改革风险较小，成功的可能性则会大一些。建立完善的银行体制能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我认为这是坏账问题背后银行改革更重要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