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应神奈川大学邀请赴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行前，一直有些担忧。因为我将在会议上作一个名为《日本经济：工业化陷阱与出口幻觉？》的报告，而这个报告对日本经济的剖析是否会伤害日本友人的民族自尊心？我实在没有把握。两年前，正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我在杭州接待东京大学的腾野教授。谈及这个话题，引起了他的激烈反驳。我当时的感觉，在他的反驳中感情的色彩超过了理性。两年后的今天，东南亚金融危机余波将尽，日元也已摆脱颓势重现昔日牛劲。此时旧话重提，是否太不合时宜？但一踏上日本国土就碰到的两件事，使我的顾虑顿时打消了一大半。
我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抵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然后驱车赶往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神奈川大学所在地）。东京距横滨不到150公里，一般情况下2小时车程应足足有余。因此，日方把当晚的欢迎宴会定为6时半开始。但结果我却整整迟到了20分钟，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至一半就碰到了堵车。电脑显示，堵车距离竟达9公里！我们化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挪到尽头，让我大为吃惊的是，这次堵车竟是“料金所”（收费站）收取过路费引起的。我问司机，怎么不用IC卡？他说，曾经用过，因假卡太多，又取消了。我不知道美国人是怎样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的（也许美国人更自律？），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过往车辆甚至无需减速，就可以实现电脑的自动扣款。看着长龙般的车队堵在“料金所”前，而车内的日本人却一副安然自得、司空见惯的神态，抽烟的抽烟、听音乐的听音乐，我不禁心生感慨：对日本这样一个讲究效率的民族来说，如不是事出无奈，他们恐不会如此泰然处之。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们下榻的饭店，这是一家位于横滨市中心的中高档宾馆。当我给一位现已定居日本的大学同学打电话时，发现所用的电话竟然是脉冲式的，而且根本找不到音频转换开关。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偶然。但第二天在神奈川大学国际会议演讲庭，看见一部拨号式电话机（这种话机现在国内都已很少用了）赫然摆放在那里时，我才意识到，在这一连串“偶然”的背后，肯定存在着某种必然性。而这种必然的东西，正是我报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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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90年35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7.3％，而同期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2％。按这一速度推算，日本最迟将于2005年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却出现了逆转。1991～1995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反超日本0.4个百分点。1997年以后，日本出现了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美国经济1997和1998连续两年以3.9％的速度增长，并至今仍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这种巨大的反差，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美国和日本分别于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国内工业化的鼎盛时期。从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之久的艰苦调整。在此期间，曾经是美国经济支柱的机械、钢铁、煤炭、石油化工、造船、家用电器乃至汽车市场纷纷被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占领，而其中主要的“得益”者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在战后30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在这些行业中具备了相当大的后发性的比较优势。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在这场国际贸易遭遇战中，真正得益的却是美国。因为正是日本高效率的竞争，迫使美国放弃了对他们来说曾经具有较大优势的传统产业，从而以破釜沉舟般的决心在芯片技术、基础软件、多媒体、网络服务器、信息高速公路、虚拟现实、电子商务、互联网应用、生物工程、航天通讯等代表后工业文明发展方向的领域内，建立起了新的优势。而这些新兴产业，正是美国经济90年代以后蓬勃增长的坚实基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的日本经济却陷在传统工业文明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工业化陷井”，并认为，这正是造成日本经济90年代以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
80年代初，日本学者牧野升在给日本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政府和企业不要一窝蜂地都去搞电子元件和集成电路。据他预测，今后20年日本新的市场规模为260万亿日元，而电子工业的产值仅占10%，如果加上其它新技术及尖端产业的产值，最多不超过30%。其余的70%，还是要靠传统工业的制造业来提供。因此，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森谷正规则认为，现在的微机相当于传统工业的螺钉和螺母，只有和机械设备结合得好，才能创造出新的成果。日本经济今后发展的出路，在于“机电结合”。
我们不能确定日本学者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但从日本政府当时内外经济的政策导向上，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类似的倾向。无论60年代提出的“贸易立国”、70年代提出的“投资立国”、还是80年代提出的“技术立国”，其实都带有浓厚的工业文明的气息。日本政府和企业虽然都非常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但本质上都把它作为一种改造传统产业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则为了提高传统产品的附加值。在日本人的视野中，电脑，软件、信息等等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只不过是促使工业社会这架庞大机器加速运转的催化剂。因此，日本虽然在精密仪器、自控机床、半导体元件、应用软件、储存芯片、机器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始终未能拓展出独立的、具有需求提升意义的新兴产业。在真正代表后工业文明发展方向的领域内，不但远远地落在了美国的后面，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落在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后面。
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本钢管公司对美国国民钢铁公司的收购。80年代，受日元大幅升值和政府“投资立国”的鼓励，日本资金大举抢滩美国，大有买下半个美利坚合众国之势，美国舆论称之为又一次“珍珠港事件”。其实，日本人当时买下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准备淘汰的传统产业。1984年，日本钢管公司以20亿美元的代价买下了美国国民钢铁公司的控股权。然而，令人难堪的是，国民钢铁公司却出现了更多的亏损。第一年的亏损额就高达7.36亿美元，几乎把日本钢管公司推进破产的边缘。这一案例深刻反映出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曾经作为工业文明领衔产业风光不再的事实。同时，它也为日本经济深陷“工业陷井”的尴尬局面作了一个最好的诠注。
在国内时我就感到日美之间在信息化方面存在着差距，但到日本后发觉，这种差距比远我想象的严重。前面提到的堵车事件和脉冲电话，就颇具代表性。访日期间，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手机出售。样式精美，而且价格特别便宜。但因为制式不同，在中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能使用。想到充斥国内通信市场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让我感叹的是80年代日本电器横扫神州无敌手时的张扬，何以湮没得如此彻底。
美国60年代达到工业化顶峰后，70年代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而日本70年代达到工业化顶峰后，直至90年代才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我在报告中认为，推迟了10年的经济衰退主要来自两个原因：第一，美国7、80年代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好在日本传统产业即将面临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萎缩的时候为其提供了一个缓冲的市场；第二，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也为日本工业品的出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市场机遇。1972～1989年18年间，日本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36%，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并掩盖了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业化陷井”。因此，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出口幻觉”。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1990～1997年，外贸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96%，其中1991～1993年，出现了连续3年的负增长，与1990年相比，收缩幅度竟达22.3%。出口幻觉的破灭，使日本经济积存已久的内在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因此，我把工业化陷井和出口幻觉的破灭看作是当前日本经济持续衰退、乃至导致泡沫经济崩溃与金融危机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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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经济走出低谷，日本政府曾于98年推出了一项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总额为16.65万亿日元的综合对策。为了拉动国内消费，日本的储蓄已经降至零利率的水平。99年下半年，日本还出台了两项新的经济政策。一项是在16.65万亿日元综合对策基础上，再增加8万亿日元；一项是对60岁以上的日本居民，根据其收入状况免费发放50万 - 100万日元（大致相当于4 - 8万元人民币）的定向购物券。在我访日期间，还传来了日本国会批准公务员加薪的预案。但按我的分析和预测，日本政府的所有对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深层的矛盾，因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不断升级的扩张政策，很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一种虚不受补的负面效应，从而使日本经济在未来5年内陷入滞胀的困境。
反观美国当年的经济调整，规模庞大的赤字财政不仅没有拉动经济增长，反而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最终使美国摆脱困境、重振雄风的却是一个当时还名不经传的年轻人比尔·盖茨，因为他不仅造就了微软，而且还为全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对美国经济来说，则意味着开拓了一个全球性的新市场以及随之滚滚而来的巨大的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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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期间，我们曾在东道主的陪同下参观横滨港。那时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太平洋的波涛在深秋的阳光下显得温顺、美丽。但矗立在她身旁的那个凝聚了工业化精华的庞然大物，却让人兴趣索然。我们在中国上海、甚至宁波北仑，都能领略这种千篇一律的风格。
说真的，除了工业社会的沉重、严谨、刻板与压抑，横滨和日本还能拿出什么向世人炫耀的东西吗？于是我想到了那个龟兔赛跑的古老寓言，也许在一个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华神龟真的可以超越那只东洋睡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