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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竞争力国家经济才安全

  企业和企业家对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式,不是整天在嘴上叫着“国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只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竞争力,就给社会和国家做了最大的贡献。如果不通过引进外资让中国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以最快的速度在技术上跟进,那反而使中国的经济更不安全。

  文/ 陈志武

  凯雷收购徐工在国内引发了诸多讨论,这些讨论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外国私人股权基金进入中国会帮助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以前关于公司治理的讨论基本停留在证监会如何加强监管、法院如何保护投资者权益上。当然,这些措施至关重要,但这类监管针对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层以及大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

  私人股权基金施压管理层

  当上市和非上市企业坐拥巨额资产无所作为时,监管部门和法院不能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适当的办法去督促他们。这就需要别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如果有些股东的持股比例足够高的话,他们会有激励去监督管理层为资产创造更多价值,但是如果股权持有非常分散,大多数股东只有很小一份利益,这时候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开始像国有企业,其管理层即使什么也不做,也不会有人能追究他们的责任。

  比如说,当前中国上市公司平均的ROA(总资产收益率)仅1%左右,ROE(净资产收益率)只有2%多一点,很多公司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相比之下,美国上市公司平均ROA为7.5%,ROE 是20%多。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很多公司坐拥巨额资产,特别是像楼房、设备之类固定资产,但没有创造相应的价值。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对企业发挥应有的规范作用,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私人股权基金对上市公司施压,逼着公司管理层创造更高的价值。

  在美国,像凯雷、华平、KKR等私人股权基金每天盯着各上市公司,看哪些公司的管理层站着“茅坑”不做事,一旦发现任何一个公司有太多的隐藏价值没有实现,他们就将这个公司并购、将其管理层换掉、对其资产进行重组并同时调整商业模式,把该卖的资产卖掉,将注意力集中于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就是美国公司的资产回报率高,这也是美国企业在经济价值链上的分工高的原因,都是被私人股权基金逼出来的。

  中国的私人股权基金业还刚刚起步,因此,让更多的外资私人股权基金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总体上会帮助中国企业提升价值,就像日本在1997年后通过引入外国私人股权基金、证券公司使其企业效率不断提高一样。当然,这样做会对中国企业管理层形成压力,因为这会逼他们提高效率,但对中国经济却是好事。

  在股权分置改革前,私人股权基金可能难以收购上市公司、或实施重组,但现在这些障碍快没有了。

  在商言商

  向文波通过博客发表对凯雷收购徐工的言论,表明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争论,这是一种健康的趋势,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向文波为他的企业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行动,这是合乎情理的,应该尊重他的行为。因为他知道,如果徐工通过重组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更强,对三一就是更大的挑战,如果我是他,我也会像他那样在此时以各种可以使用的武器去阻挡交易的发生。

  向文波新近在博客上的一篇《歧视民企是战略错误》的文章,认为民营企业在参与国企改制过程中受到了歧视。我从来就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民营企业,不在国企,而且必须给民企与国企、外资同等的行业准入机会和同等的融资机会,民营企业不应该被歧视。三一重工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以民营企业的身份成功地跻身在工程机械业,这令人佩服。

  但是,拿民族主义、拿国家利益来为民营企业的弱势辩护则大可不必。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对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式,不是整天在嘴上叫着“国家利益第一”、“民族利益第一”等,只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竞争力,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他就给社会和国家做了最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湖南企业家应该向浙江、广东企业家学习,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上纲上线的争论上,在商言商,把企业作为商业机构经营好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

  其实,大家都清楚,在国企改制中民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唱主角,除了某些政策歧视外,也有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原因。许多国企像徐工一样规模较大,民企必须在外部融资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参与竞价。问题就在这里,虽然中国人存在银行的钱很多,但由于金融中介、信用体系与法治不发达,民企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难以参与国企重组过程中的竞争。因此,在本国金融不发达、融资体系对民企歧视的情况下,外资差不多是主要可行的选择。这不是民族主义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

  外资让中国企业更具竞争力

  对于外资进入中国收购企业,有不少反对观点。有人拿南孚电池、西北轴承厂做例子,认为外资收购后会把资产作为抵押,从而导致企业陷入外资进入、拖垮的泥潭。我认为把资产作为抵押去融资,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增加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力的具体融资运作,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难道不发展会更好?能用资产抵押融资等于是把死资产变成了活资本,就能赚取更多财富,这是好事。

  有人认为中国企业收购海外公司,外国会设置种种障碍,如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我们为什么要在国有企业改制引进外资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反对外资进入,我们怎么还可以要求别国让中国企业去并购呢?儒家伦理中历来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处世原则。为了中国未来的能源和资源需求以及出口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国内企业必须以更大规模走出去。

  在这种大趋势下,中国应该给美国和其它国家树立起一个最好的“自由贸易”国家的形象,要给美国政客谈自由贸易的好处,而不是非理性地以牙还牙。在这种时候,大战略思维显得格外重要,不要自己主动打破过去二十几年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国际环境。

  当然,更多的人从“保护国家安全”出发,在徐工并购案中,以装备制造业引入合资控股风险太大为名拒绝引入外资股权。在我看来,“国家安全”总是那么抽象和耸人听闻。其实我倒觉得,如果不通过引进外资让中国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以最快的速度在技术上跟进,那反而使中国的经济更不安全,“落后”、缺乏竞争力才应该担心的国家不安全。从愿望上讲,我们谁不希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最有价值的品牌样样都是中国自己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100年中国的发展历程所耽误的时间和机会。

  本来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不亚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1911年后的多年内战,再加上从1930年代加快了的经济国有化运动,1960年代开始的诸多政治运动,这一系列的战争和运动中断了中国宝贵的工业化进程。而1978年前的80、90年恰恰是世界工业技术,特别是汽车和电子类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但中国却在忙着进行那些没完没了的战争和运动。

  在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上,我们历来不侧重培养创新能力,而是强调灌输。这些教学与科研培养方法上的问题当然阻碍中国的技术创新,阻碍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激励机制上,到今天都还不到位。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则完全停止,使中国到今天仍然缺乏供给创投资本的股权市场。

  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失去了近一百年的发展机会。遗憾的是,这些失去的机会不能重来,这些代价不会自动消失,而是要让今天的中国社会来付出。为还清这些代价,其付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由于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国企改制时基本只能靠出售股权给外资,因为外资能找到大量资本;为了赶上现代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靠进口核心部件、进口核心生产设备,等等。这些都是在具体为过去的代价埋单,这些代价不会凭空消失的。

  当然,中国也可选择什么都由自己慢慢发展出来,比如,资本市场靠自主发展,核心技术也靠自主发展,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但,那样会使中国经济长久无竞争力、长久落后,长久处于不安全状态之中。引进外资、外国技术与品牌反而能缩短中国培育竞争力的时间,直接引进已经是捷径。

  管理层害怕外资压力

  其实,即使让凯雷等外资基金并购徐工等工业企业,也没有许多人说的那么可怕。实际上,相对于中国,外资反而面对多种不安全。

  第一,在外资把钱投入徐工之后,所买的设备、所做的投资都在中国本土上,他们想拿也拿不走;他们把钱付给中国员工后,也花在了中国,帮助刺激中国各个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长久就业,增加人们的收入。说到底,凯雷等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或许赚钱,或许血本无归,但无论他们的遭遇如何,这些投资进入中国后总会留在中国,中国有什么可怕的呢?

  第二,从世界近代史和外资在近代中国的经历看,由于凯雷等外资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立法权在中国,你说外方和中方,谁更不安全呢?谁掌握主动权?

  第三,不要动不动就把什么都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如果说徐工、三一重工涉及到国家安全,服装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呢?如果由外国人控制中国服装企业,万一哪天他们不给我们供衣服了,我们怎么会有安全?那么,牙膏呢?公共汽车呢?餐馆呢?如果我们每天让一样东西成为国家安全品,到最后就没有东西不涉及国家安全了。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想,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无法出口了!从这个意义上,当年邓小平的主动“开放”决策真是英明伟大、有魄力,心胸是多么开阔啊!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目前,反对外资进入的部分压力来自国内企业的管理层,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要保饭碗,要把外资带给中国企业的压力挡回去。外来压力被挡回去后,保护的是什么呢?保护的只是国内企业管理层的利益。如果他们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变商业模式,如果不能使企业多赚钱,员工的报酬也不会水涨船高,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自己。只有竞争才会有中国企业的未来。

  我们要区分企业管理层的利益和社会大众的利益。表面上看,大家都是中国人,好像利益是一致的。但实际上不一样。就像某大电脑公司的老总说,外国企业到中国来,让我们做电脑的企业很难赚钱。他的理由是英特尔、AMD总不愿和中国的大企业签订协议,保证只给这些大的国内电脑公司提供芯片。结果英特尔、AMD给所有想组装电脑的中国企业卖芯片,导致电脑供应增加,使电脑的价格每隔几个月就被砍掉一半。于是,这位大企业老总就抱怨外国公司不负责任,“为什么为难中国电脑厂商?让我们赚不了钱?”

  但是,这位老总有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这种敞开供应,使得电脑的价格越来越低,让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电脑,使他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使用电脑的经验,因此大大提升中国未来劳动力的技能和人力资本。英特尔、AMD的敞开供应让这些本来可以有垄断地位的国企老总日子难过,但却给中国老百姓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以各种名义保护的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的结果是什么?是老百姓支付高得离谱的价格,是低质服务。

  老百姓和企业管理层的利益是不同的。如果中国企业不面对竞争压力,他们就会在原地踏步。就像乾隆不让中国开放,到了鸦片战争中国被打败了,才发现原来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原来不面对外来竞争反而使自己国家更不安全,一下子就垮了。过去对国有企业有太多的溺爱,溺爱会保护平庸,最终受害的是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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