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就新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转折。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如果把刘易斯转折点看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已经生活在刘易斯转折区域了。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体现在就业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回升。这里的失业率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是真实的调查失业率。2004年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5.8%。仅仅失业率还不能确切表达劳动力市场状况，应该结合劳动参与率来考察。劳动参与率下降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对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信心，被迫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90年代后期以来也一直是下降的，但是2006年也开始回升。
第二个体现是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当时我自己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周期性的现象。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民工荒的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长三角地区，再转移到中部劳动力输出省份。而且不是技工荒，缺的全是普通工人。
工资上涨和劳资关系(以及政府立场)向有利于劳动方的变化也表明劳动力市场的阶段性转折。以前我们都在呼吁给农民工涨工资，但是没有用。政府不能给农民工涨工资，企业家不听我们的。但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企业家真雇不到人了，只好涨工资。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但是和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全世界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快出很多。我预计在今后几年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快。
新农村建设要把握几个重点。第一，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也有经济增长的效益。世界银行2004年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如果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GDP分别可以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为了减少这些差距我们实行过很多政策，包括再分配政策、西部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减轻农民负担等，但是都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别的国家是怎么消除地区差距的，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再分配政策中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归根结底是靠人口的自由流动消除的。
第二，要提高农业生产率。研究农业经济的人经常说农业需要保护、需要反哺，因为农业天生是一个弱势产业，或者说农业带有一点公共品的色彩。但是摩根斯坦利和一些学者都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相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更加突出，而且这个特征将继续保持。这使得农业的赢利性丝毫不逊色于非农产业，提高农业生产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重点以及投入优先领域，应该在于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村的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民工的60%—70%都是初中生，他们对现在的岗位是非常适应的，但是接下去对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需求会不断增加。此外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中，养老问题非常紧迫。由于城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而且城市养一个孩子成本比较高，因此大家很自然就会觉得城市的老龄化问题会严重一些。但是由于人口流动因素，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要严重。
第四，合并自然村既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这一点和林毅夫教授观点不太一致。支持合并自然村的理由主要有三个。首先，农村家庭户的增长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虽然人口在增长，但是家庭规模在缩小)，自然就出现了宅基地不够的现象，占用承包田建房现象很普遍。如果合并自然村就可以省出不少地。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需要从规模经济中挖潜。如果自然村相对集中，比如有2/3的自然村可以撤掉，这样修公路原来需要10公里，现在只需要5公里，这样可以省出很多钱。再次，农村人口凋零以后，社会治安问题也比较严重，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年轻人在城市落户，农村社会化养老也要提到日程上来。这些都需要自然村的相对聚集。对于一些关于合并自然村的担心，基层干部并不认同。比如合并自然村后离农地的距离远了，基层干部说现在都是机械化，近一点和远一点就是加一下油门的差距。关于合并自然村会否违背农民意愿，实际上通过一些制度上、政策上的约束就可以避免。比如有的地方成立一个五老理事会，就是由农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权威、老教师等比较受尊重、有一定群众代表性但又不当干部的人成立一个理事会，所有合并自然村的决定都由他们来做出，有不同意见的话村干部也找他们商量，农民也找他们反映。
根据蔡昉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五次报告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