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可能孤陋寡闻，大学里的事情还是知道一点的，上面被列出引以为证的八位大师，除了太炎先生自办学馆，称不上正式的大学外，其他七位都是大学教授，四位是北大的，两位是清华国学院的，一位是南开的。大学里不出大师的论调，恰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好像应该墙倾戢摧，不攻自破了吧。
错误的引证背后，暴露了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这些大师恰恰是以学问为己任并以学术成就扬名于世的学术大师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师，或者说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像德鲁克那样强烈关注社会实践的大师。中国是否能出像德鲁克那样的大师确实跟大学没关系。出不出德鲁克那样的大师，在全世界任何角落，都跟大学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学术大师，是像持上述观点者所罗列引证的那样的学术大师，应该说是十有八九跟大学有关系。
管理学也不是只有德鲁克那样的大师。如果我们把有成就的学问家称为大师，比如称数学家陈省身教授，那么，全世界大学里的管理学大师数一数，也应该是硕果累累。从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商业史学泰斗小钱德勒，到企业增长理论和资源本位企业观的先驱彭若思；战略领域里从产业分析大家波特，到核心竞争力概念的倡导者普拉哈拉德，再到最近推崇蓝海战略的金昌为；市场营销领域内从建树颇丰的科特勒，到全球化理论的鼓吹者列维特，再到品牌专家阿克，无一不是大学教授。如此，管理学大师跟大学没关系，甚至大学没有原创管理理论的土壤的说法，也应该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中国还没有出管理学大师，就现在的状况而言，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一个基本成立的判断。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大学里不可能出管理学大师，也不能说明其原因在于大学里没有原创理论的土壤。我提请大家注意下面两个事实：
首先，若干年前，当王国维等受聘清华国学院的时候，没人称他们大师，大师的称号不过是人们在若干年后才封的。当代管理学的发展，在中国不过20年的历史，MBA教育也不过10几年而已，管理学研究尚未真正形成气候和传统。大学教授中，没有多少人读过管理学博士，更不要说大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个事实本身不能够必然说明日后大学不会出管理学大师，正像你无法在季羡林先生从教二十年时就称其为大师一样。
大学里的管理学教授，受到现代正规科学训练的越来越多，关注管理实践前沿的亦不在少数，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风气更是日益浓厚，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崛起和发展，管理学理论也会在中国有长足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总的趋势和倾向。简单地用“大学里没有原创理论的土壤”来一言以蔽之，未免过于武断，至少缺乏对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成果的了解，也缺乏对国内管理学者所做的积极努力的欣赏。
其次，以管理学大师产出最多的美国为例，大学教育一直走在管理咨询业的前面。美国最早的大学级商学院如沃顿(1881建立)和哈佛(1908年建立)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就已经出现，商学院的教育以及产出的BBA，MBA，和DBA毕业生们，为管理咨询能够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学术以及社会合法性，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一行业提供了人员准备。
大家广泛公认的管理咨询业则始于数十年后马文·鲍尔加入麦肯锡公司的1933年。鲍尔本人是哈佛的MBA。后来创办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亨得森也曾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也曾在大学做教授。比德鲁克小一号的大师，汤姆·彼得斯，是斯坦福商学院的博士。很显然，咨询公司的雇员，主要来源就是大学商学院。不仅如此，综观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应该说，咨询公司从商学院教授那里学到或者买到的理论远比商学院教授从咨询公司那里受到的启发和感染多得多。按照这种发展逻辑，还是商学院教授出大师的机会远比搞咨询的要大。
如果中国的管理咨询公司真的比美国的咨询公司还要认真敬业，比中国的管理学教授们还要更系统、细致、深入、持久地考察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那么我们倒是可以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师翘首以待。而事实是，中国的咨询公司们，大多数也并非如此。像美国一样，为了把自己打扮的有知识含量，中国的咨询公司也得考虑自己的资质，照样要标榜自己的MBA或者博士学位，否则光列些总裁助理经历、若干大策划人之一、实战派专家、某网站管理专栏作家是唬不了几天人的。
即使大家都偷懒，只在中国倒卖一些国外的时髦理论和说法，那也还是商学院的教授有优势。迄今为止，他们主要就是干这个的。而中国的咨询公司门包装贩卖的很多国外商学院产出的东西，还是经过国外的咨询公司洗劫过后的三手货。
是否能出大师倒是不可强求的。但都是自称研究管理和传播管理学知识的，大学教授和咨询公司，性质不同，任务不同，风格不同。双方的关系更应该是互补而非对立。谁先出大师，不是谁的声高的问题，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管理在中国的实践，并能交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理论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