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保障。
卓玛与松茸
卓玛母女穿过村庄，走进20公里之外的森林。“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三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这是央视电视片《舌尖上的中国》中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其一，采松茸显然是一项各顾各的零散生产。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那么，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但却使得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而不用那么辛苦。比如说，有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四点，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
问题是，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农业经济的人，曾经就有同行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
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卓玛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而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卓玛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
自由移民的意义
如果不是有各种制度的制约，如果卓玛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那么，卓玛绝对应该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间，最富的上海市2010年人均GDP已经达到76074元，而最穷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13119元，前者是后者的6倍。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力。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玛”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比在农村时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卓玛”们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扣除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劳动力流动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我就走人，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就不能顺利缩小，当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时，要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后患无穷。
比如说，当经济总体上衰退时，一个大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常用的做法就是降低利率。利率降低的结果是刺激投资，鼓励地方政府借债。如果全国各地同时借债，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借债过度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总是会想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却会忽略偿债能力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一旦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的时候，首先出现偿债危机的就将是欠发达地区。这种危险正在欧洲的国家间出现，也正在中国若隐若现。
欧盟的困境
我曾经和一个保加利亚人聊起他的祖国。他说，自从欧盟东扩之后，保加利亚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欧洲的富国，一些制造业出现萎缩。我问他，这样有什么不好？他的回答是，也没什么，没有离开的保加利亚人更多地做起了旅游，生活也变好了。
保加利亚的故事并不奇怪。如果看一下数据就能知道，每一次欧盟的扩张之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都呈现缩小趋势。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
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的繁荣。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从长期来说，有理由相信，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问题是，欧洲虽然在名义上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文字、文化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于是，欧盟不断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边缘国家的加入，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上升趋势。
在欧洲，当前出现的弱国的债务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弱国借债过多。而现在，要较强的西欧国家来买单，恐怕难以实现。从长期来看，如果自由的劳动力流动持续下去，使欧盟国家间分工更为清楚，边缘国家专业于做旅游，——上帝保佑，南欧和东欧都是旅游的好地方——欧盟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是可以走向趋同的，当前欧元区的问题也是可以最终得以化解的。只可惜，危机当头，大家都没有耐心了。
中国应避免“欧洲化”
最近我越来越觉得，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想，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欧盟的国家间差距和中国的地区间差距也很像。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与中国地区间出现的问题进行类比。
相比于欧盟，中国的优势是在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地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文化的差异也毕竟小于欧洲的国家之间。因此，在中国原本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的。只可惜，由于历史上对于地区间移民的限制太久，也由于在现实中移民所带来的矛盾太多，大家都惧怕放开移民会带来既有的矛盾激化。
最最现实的害怕来自于外地人会分享本地人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一担心是建立在本地公共服务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的。曾有某市的市委书记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主张逐步向外来人口的子女开放高中教育，结果当地的教育部门专门写了个报告，结论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当地的高中数量要增加一倍。此报告一上交，向外来人口子女开放高中的事不再提了。
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力的增强，公共服务的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的。这里，问题的本质无非集中在一点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能不能对外来人口采取类似于一个国家对于外国移民的政策。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现实考虑，限制移民还不得不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么，至少，这样的限制应该逐步地消除。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逐渐地增加高中的数量呢？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在市场统一和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地区间分工，当上海成为纽约时，中国的内地更像美国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资源产业。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上海还是会逐渐成为纽约（或香港），但中国的内地却需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理由相信投资者宁愿去中国的内地，也不去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将是香港与东南亚的差距，或者西欧与东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