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改革不应局限于国有部门
从所有转轨经济的改革看，整体的画面是清楚的，凡是一个国家把改革集中在国有企业上，这个国家的改革就不太成功。凡是这个国家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已有的国有企业上的，这个国家发展得就比较顺利
许成钢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初中赶上文革，在牛棚中被关了6年，自学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计算机优化设计专业研究生，从事大型计算机的优化设计工作，1984年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转轨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又转向法律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完备法律的概念。
在1984年到哈佛大学读书之前，许成钢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经济学家。许成钢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一个工程师，着迷于自动控制。1979年，许成钢进入了清华大学机械系，成为了清华第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专业研究生，也是清华惟一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而考上的研究生，从事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工作。1982年毕业之后到了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所。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许成钢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以后转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有幸师从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博弈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研究的大师马斯金（Ｅｒｉｃ Ｍａｓｋｉｎ）以及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创始人、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尔奈（Ｋｏｒｎａｉ），研究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提供好的激励以及如何用软预算约束理论来理解经济改革。
许成钢曾与钱颖一进行合作研究，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同前苏联和东欧进行比较，分析为什么中国的转轨比前苏联和东欧顺利很多。在1990年代初，有些经济学家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带有试验性的，在基层做很多很多试验，做得好了，由上层来推广。相比之下，在前苏联和东欧是自上而下全面的休克疗法。结果，两种方法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试验失败了，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试验取得了成功？针对这个问题，钱颖一和许成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说：由于中国和苏联东欧虽然表面上看都是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它们的中央计划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不在于计划方法上，而在于整个的计划经济组织形式上。中国是所谓块块式经济，就是以地区为基础的，而苏联是所谓条条式经济，以专业部为基础的，两者组织的方式不一样。这就使得在中国进行试验比较容易，在苏联那样的体制下进行试验行不通。
许成钢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是中国乡镇企业，他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有两个原因，一是乡村的居民世世代代在一起，互相都熟悉。二是由于有这样一种世世代代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因此有可能培养了一种文化，培养了一种行为，就是人们相互之间比较合作，相互之间比较信任。随着移民的产生，大量的外地人跑来打工，这些关系就没有了，这时候就需要写得清清楚楚的合同，需要分配得清清楚楚的产权，否则就会产生许多问题。
访谈
国有企业改革
问：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还是国有企业，中国上市以后并没有真正改变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您认为靠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能够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吗？
答：如果我们把眼光完全限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给定国有企业这个前提，可以进行的改革范围就已经被限制住了，这就使得改革特别困难。
实际上中国实行经济改革的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成绩不是国有企业带来的，从产出看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虽然整个国有部门在缩小，也很难得出一个结论说国有企业完全没有改革，更不能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完全失败。
比较适当的结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成功，至少不很成功，但是也很难说它完全失败。我们换一个比较适中的说法，国有企业在这20年中的改革有些成绩，比不改革要好。现在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是有竞争力的。
国有企业上市，虽然自身的动机可能主要是圈钱，但是企业上市本身最终会起作用，企业上市是在改变其所有制。虽然现在有政策上的规定，这些上市的国有企业有差不多2／3的股份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但是这个限制最终要被打破，最终它的所有制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拿现在中国股市的情况来简单推断将来的情况不一定完全合适，因为中国股市是个新制度，新制度一直在变化。它的变化是有方向的，最终股市不会是完全为国有企业服务的，甚至到最后不是国有企业占主体的，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即便眼下主要是国有企业上市，我的看法是，建立了证券市场以后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还是起了作用。由于这些企业上市了，由于这些企业1／3的股份分散在股民手里了，无论是从股民的意愿上讲，还是从司法和监管的角度上，这些上市的企业都有责任、有义务向股民披露企业的运行状态，这个披露是强制性的。
因此，尽管说中国的股市里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甚至人们可以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里面有作假等等的问题，但是它还要比没有上市的企业披露的信息多，而信息披露本身是一个进步。第一，信息要强制披露，第二，披露中作假是犯法的。如果没有上市的话，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信息是隐瞒的，也没有人去问它。所以两相比较，国有企业上市本身对于中国整体的经济改革来说，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不过，进步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问题，人们看到问题的时候会感到心情比较急。这也正常。但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里的问题，放开眼光看看历史、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会很有益处。证券市场在发达国家的演变过程中，从来都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搅在一起的。自从有了证券市场，里面就带着欺诈。只要建立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带着问题。所以中国的证券市场有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的特点。
那什么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呢？特点是国有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里占了压倒多数的比重，所有其他事情，作假、信息披露不真实并不是中国的特点。
问：但是，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没有根本的起色？是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前途，还是改革的路径手段本身有问题？
答：比较好的办法仍然是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先看看其他国家，再回来看中国。我们可以看整个东欧、前苏联，加上中国再一起来看到底什么方式的企业改革是最有效的。
从所有转轨经济的改革看，整体的画面是清楚的，凡是一个国家把改革集中在国有企业上，这个国家的改革就不太成功。凡是这个国家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已有的国有企业上的，这个国家发展得就比较顺利，这也包括中国在内。
在所有的改革和转轨的国家里，中国的改革算是相对顺利的了，同中国相似的还有波兰、匈牙利。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改革相对别的国家更顺利一点呢？原因是在这些国家，不管它的政策是什么，这些国家里非国有企业发展得特别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中国在20年里非国有部门发展得特别快，使得中国整个的经济状态就比较好。
但是，到现在中国政府主要的兴趣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上，大量的资金还是向国有部门投，金融更是集中在国有部门上。万幸的是，非国有部门仍然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把国有部门改革的不顺利抵消很多，整体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相对还算比较顺利。
中国金融业
问：当前中国金融业的问题十分严重，一方面国有银行有大量的坏账，竞争力差强人意；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又沦为“次品市场”。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金融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金融问题很重要。大体上中国的金融体制以两个部分为主，一个是银行体系，一个是金融市场。从对国民经济的作用的角度看，银行体系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金融市场，因此最需要关注的显然应该是银行体系。
国有银行的坏账问题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如果我们只看这几个国有大银行状况的话，就会发现中国银行业的情况并不好：坏账那么多，投资项目的效益普遍那么低，好像整个金融体系要出问题了。
但是我想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在过去20年里，国有部门的产出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到1／3了。这就很有意思，一方面国有部门大幅下降，中国经济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国有部门了；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金融体系的投资还是集中在国有部门，坏账更是集中在国有部门。所以理解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占中国经济主体的那些非国有部门，它们发展得更快、效益更高，它们的投资是哪儿来的？显然从国有银行来的比例很低。
如果中国的金融行业只有国有银行部门的话，会不会产生金融危机呢？这主要取决于整个经济还有没有效益，是不是还在快速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银行体制比较落后，银行资金非常大的一个来源是储蓄，储蓄有没有来源？储蓄多少其实取决于经济里面的这些人、这些企业有没有收入，而这又取决于整个经济是不是在增长，所以只要经济还能够比较快地增长，即便有坏账，也还能维持，还不至于一下子产生特别严重的问题。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最有效益的部门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多的投资，或者它得到的投资我们都看不到，不知道投资来自哪里。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隐藏着的、很大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企业我们看到的更多，但是与企业相关的金融部分我们知道的就比较少。这个部分在哪里呢？
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谈到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的关系上。中央政府在金融行业里面一直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国有部门上，实际上不允许非国有部门进入金融体系，尤其是不允许非国有部门进入银行业。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不利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并不能真正地把非国有的金融业全部都抹杀了，相当一部分就变成了半合法半非法、半地上半地下的金融机构。如果真正用法律的手段和行政的手段把这些金融机构彻底取缔的话，中国经济很大的一部分就会被伤害。
因此，我说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落后、最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业。之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发展得还可以，其实大部分靠的是非国有部门起的作用，而非国有部门起的作用背后特别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在起作用，而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又没有进入到官方的统计里面，没有被官方正式承认，这其实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金融机构之所以需要监管，是为了避免出现金融危机，为了避免出现欺诈等现象。可是如果政策迫使大批的民间金融机构进入半地下状态，实际上无法进行监管，后果极坏。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惟一的办法是开放金融体制，使得非国有部门能够进入金融体制。
问：就中国的国有银行而言，产权不清、治理结构缺失恐怕比国有企业的程度更甚，您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有哪些建议？
答：我的一个基本见解是，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不应该把眼光局限在国有部门里面，这实际上正好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这十几年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教训。中国自己有很多好的经验，就是非国有部门迅速发展。讨论到银行体系改革的时候，这个经验是应该学习的。应该让非国有部门进入银行体系，同国有部门竞争。
竞争的过程中必须有监管，银行的监管是不可以没有的，但是只有当它们都是合法银行的时候监管才能够起作用。如果它们是半地下状态，监管就没有办法起作用。当非国有金融机构都是半地下状态的时候，第一，它没有办法同国有银行公开竞争，也没有办法形成规模，没有办法在中国经济里真正大规模发展，不能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起到应有的贡献。第二，你也没办法监管它，因为它是半地下的。
证券监管体系
问：金融监管是世界级的挑战，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证券市场上一系列的丑闻严重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四起。但是也有人担心，过多的监管会限制人们的自由和创造力。对于美国的金融市场监管者而言，您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答：为了理解现在美国证券市场出现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回顾历史，回顾美国的证券市场是怎么发展的。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美国证券市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基本特征同美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看那些具体细节，基本特征是历史上就有的，并不是全新的现象。尤其是1920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证券市场有过非常严重的欺诈。欺诈和当时的泡沫连在一起。欺诈被揭穿，触发了泡沫的破灭，然后触发了证券市场的问题，甚至触发了经济萧条。美国证监会的建立，实际上就是面对证券市场的欺诈和泡沫所产生的一个立法和司法的反应。在1931年以前，美国的证券市场是没有监管的，主要靠的是自律。政府的监管就是针对市场上严重的欺诈和泡沫的反应。
再回到现在，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严重的欺诈和泡沫，而不是在早些时候？这不是偶然的。根据现在已经揭露的情况，最清楚的是安然。安然的欺诈有技术上的特点，由于采用了新的交易技术，由于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原有的监管失去效力，于是安然的运作就相当于19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运作，是没有监管的。这个事情的出现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有同样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在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对称信息和制度上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就会有欺骗。
现在观察到的现象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内容，就是需要完善监管。监管永远面对着一种挑战，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可以是物理的技术、工程的技术，也可以是管理的技术、交易的技术等等。每当出现新技术的时候，监管者就面对着一种巨大的挑战。这种监管对于成熟技术可以做的很好，但是面对新的技术、面对挑战的时候，如果监管部门没有能力及时地调整，那就出问题了。
另外，美国1980年代初对于能源部门解除管制的时候，解除管制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同很强的右翼意识形态有关系。很强的右翼意识形态就是反对监管，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监管不是好事，市场必须靠自由交易来运作，只有人们的自由才能使市场运作，所有的创造力是同自由连在一起的。
但是，核心的问题不是我们主张还是不主张自由，核心的问题是当存在特别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当欺诈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去监管，如果欺诈没有被使用某种办法得到制止，那么欺诈实际上在破坏人的自由，欺诈可以导致市场崩溃。在市场崩溃的情况下，人们哪里还有交易自由呢？尤其是当数量巨大的持股人没有充分的信息而被欺诈的时候，他们有什么自由呢？别人有骗他们的自由，他们只有受骗的自由。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监管这个词通常没有清楚的定义。
简单说不要监管是错误的。当技术变化的时候，过去有自然垄断倾向的一些行业（如能源行业）变得没有自然垄断性质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解除那种老式的监管了，老式监管是因为有自然垄断，那些监管是针对自然垄断采取的措施。但是一旦它不再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那种性质的监管就应该取消。所以监管这个词绝对不可以抽象地使用，一定要看在什么方式下使用、针对什么。由于能源行业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监管自然垄断性质行业的监管方式就应该取消了。但是一旦能源进行交易了，就要有针对能源交易所采取的那些监管措施，比如说信息披露、会计标准等等。
问：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监管者最需要做的又是什么？
答：由于中国是新兴的市场，在一个新兴市场里，监管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更复杂了，监管面对的挑战也更多了。
监管特别依赖市场上的中介机构，比如说讲到信息披露，信息披露里面必须要有可以信赖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等等。在一个新兴经济中，由于这些中介机构还不完善，因此，以信息披露为主这种性质的监管在新兴市场里就显得相当没有力量，经常不太有效。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面对很多的困难，就有可能要求监管者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监管者可能要做一些超出了简单的信息披露这样性质的工作。与成熟市场相比，在新兴市场里有效的监管可能要做的事情更多。在新兴市场里面，如果人们简单地照搬成熟市场里的监管者的功能的话，可能会要失败的。
面对中国的市场，同发达国家比，不是要监管得更少，而是要监管得更多。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司法体制不如成熟市场；第二，市场上的中介机构也不如成熟市场。司法体制和中介机构都是监管所依赖的条件，当这两个方面都不行的时候，监管者为了有效地防止问题出现，需要做很多额外的工作。
许成钢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曾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组织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国经济、转型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