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针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你认为本次伦敦20国集团峰会应该做些什么？
弗里德曼：我认为解决经济危机的主要途径不在于20国集团峰会的组织方，而在于参与20国集团峰会的这些国家。我知道中国经济正在坚定地向前发展，一些欧洲国家也正以更快于别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我并不认为20国集团峰会有能力影响和调整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政策方针。
记者：但是现在的一些参会国正在讨论协同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法。
弗里德曼：我认为这种协同行动可以实现的成果十分有限。我们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要保证各国不要只为自己考虑，不至于陷入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过去对全球经济的伤害很大。利用诸如20国集团峰会这样的场合，时刻提醒我们自己注意贸易保护主义纯属有害无益，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在美国，我们已经在采取措施，例如制定经济刺激方案，美联储也在不断地以大刀阔斧的政策刺激经济——当然是在监管政策的框架之下。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优化银行体系和决策过程。在这些方面，我认为20国集团峰会能发挥的作用不大。
记者：你刚刚提到了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然而美国政府在此次峰会之前提出，参会国各自拿出GDP的2％，作为全球经济刺激资金，这个方案遭到了德国和法国的反对。你认为我们是否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会不会牺牲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
弗里德曼：我认为，如果欧洲能从一开始就在监管政策和财政方针上积极一点，全球经济就能得到更大的帮助。如果本次的20国集团峰会能够推动它们采取行动，那么这次峰会就发挥了作用。但是公允地说，美国已经做得不少了。世界各国都在努力行动，一些比美国更为积极，比如中国，从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看，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比美国的方案规模更大。但还有一些国家动作比较慢，比如欧洲国家。但我不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就会让人们觉得手脚受缚。
记者：你是在批评一些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过于迟缓，过于保守？
弗里德曼：世界各国千差万别，仅仅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存在巨大的差别，因而适用于中国的政策未必适用于美国，而美国的方案拿到中国也未必行得通。欧洲各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果让我提建议的话，我建议它们更加积极地应对自身经济的严重下滑，但实际上的决策权掌握在它们手中。
记者：有一些参会国呼吁把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本次20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你觉得这样的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弗里德曼：IMF已经在筹集资金来帮助遭遇坏账与债务问题的国家，我觉得这很好。改革IMF，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关键问题是，IMF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几年之前，人们都没预见到经济危机的到来，于是很多人都在讨论IMF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有趣的是，这样的讨论在今天已经无影无踪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各国都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经济危机，有的国家可以靠自己，而有的必须借助IMF的帮助。所以IMF存在的意义，在现在变得更大了。而IMF的改革，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
记者：人们在这方面的争论在于，应该让诸如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IMF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可能得做出让步。
弗里德曼：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像中国这样的能够为IMF提供更多资金的国家，如果想要正式或非正式地获得更多的发言权，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美国如果在未来不再是IMF的最大出资国，那么美国的发言权也应该弱化。
记者：近期《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信贷和资金贷款方面，IMF仍是个墨守成规的机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甚至被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视为不守信的机构。你对此如何看？
弗里德曼：在1997年－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IMF总是把各国出现的财政失衡归咎于其自身的过度支出、过度借贷或者过度的经济刺激。现在我可以断言的是，在一些情况下，IMF是对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否。我认为IMF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不去区分和辨别借贷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根源，无论根源如何，都一味地指责借贷国。IMF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我对IMF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相信他们不再会轻易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借贷国自身。
（本文采访者为中央电视台记者周雨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