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试图提升公民幸福感的政治领袖正被推向不同的方向：人们将根据经济表现为他打分，但生活质量还有很多其它方面，其中包括环境状况。尽管目前没有一个单独的指标能够反映像我们社会这样复杂的东西，但通常使用的衡量标准——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意味着一种取舍：人们只能通过牺牲增长来改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这种指标可能显示，随着环境的改善，幸福感有所提高，即便按照常规方式衡量的产出有所下降。
这是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成立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的动机之一。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担任顾问，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教授让-保罗•费图西(Jean-Paul Fitoussi)担任联席协调人，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已于日前发表。
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等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衡量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市场经济活动，但目前它们越来越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而实际上它们不是。当然，优秀的统计学家已就这一错误提出了警告。大量经济活动发生在家庭中，它们对个人幸福的贡献与市场生产同样多，甚至超出了后者。
人们也担心，在世界面临全球变暖危机之际，一味关注GDP的物质方面可能尤其不合时宜。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以休闲的形式，享受知识进步带来的生产率上升的部分成果，而不只是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衡量表现方面，对其加以“惩罚”呢？
我们衡量的对象关系到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使用一个错误的衡量标准，那我们就是在努力做错误的事情。在追求更高的GDP过程中，我们最终可能会使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多数公民的生活状况恶化。此外，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有多好，还包括我们未来的生活状况如何。如果说我们正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预支未来，那么我们应该想知道这些。
存在缺陷的统计数字可能还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推论。在此次危机爆发前的一些年，许多欧洲人关注的焦点是美国较高的GDP增幅，他们被美国模式所吸引。如果他们关注过收入中值等指标——更好地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状况——或因为美国家庭和整个美国负债上升而进行过修正，他们的热情本可能会大大降温。
一位优秀的会计师不会忽视公司资本的贬值，但标准的GDP指标不仅忽视了这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资源损耗和环境恶化的因素。我们对环境资源稀缺价值意识的增强，让这种忽略令人尤为担心。
许多学科领域研究的进步，使得我们现在能够开发出更广泛、涵盖面更广的幸福指标。这些指标承认，失业的影响远远超出其造成的收入损失。医疗、教育、安全以及社会联系对于生活质量都很重要——但这些并没有在GDP中得到充分体现。
尽管在衰退之前，法国就成立了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但此次危机让该委员会的工作变得更为重要。一套好的指标包含了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理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于使用市场价格感到担心，特别是在衡量长期可持续性方面。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合理的：一些国家看似强劲的表现（GDP所显示的那样）是不可持续的，它们是建立在夸大了的利润和产出的“泡沫”价格基础上。
我们委员会的工作引起了全球的共鸣，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甚至在我们召集会议之前，不丹就在创造一种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泰国也在致力于自己的指数。
当然，GDP将继续被作为一种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来使用——尽管我们提议的改革有望令其更好的发挥这一作用。但对于持续性的关注程度将上升，例如衡量包括自然资产在内的社会财富的广泛指标将发生何种变化。谈到衡量社会福祉，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它指标。一些指标已经存在；其它指标尚有待制定。我们的报告就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提供了指引。
我们往往会混淆目的与手段。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我们对经济提出的一个批评是：它们确实混淆了这两点——金融业是通往更高效经济的手段，而非目的。而更糟糕的是，混淆幸福指标的改善与幸福本身的改善。我们的经济本应提升我们的幸福。它本身也不是目的。我希望，我们委员会的工作将更有力的推动人们把幸福指标与真正有利于生活质量的东西协调一致，并通过此举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努力引向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
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曾在2001年荣获诺贝尔(Nobel Prize)经济学奖。
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将发表在www.stiglitz-sen-fitoussi.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