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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烈酒·毒品

  在禁酒时期,因烈酒饮用过量的死亡人数是今天的30倍。仅在1927年的一年中,就有12000人死于酒精中毒,更有数由于饮用质量低下的烈酒而失明。

  性·烈酒·毒品

  1914年之前,可卡因在美国是合法的,今天却不是;酒精饮料在今天的美国是合法的,但在1920-1933年却不是;卖淫在今天的内华达州是合法的,但是其他州却不是。所有这些物品-性烈酒和毒品-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消费将愿意出售和愿意购买的人带到了一起,存在着一种互利的交换行为(至少买卖双方均持有这种观点)。部分地由于这一特点,禁止这些物品消费的种种努力远未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再分析由此出现的一些特殊的生产分销和使用模式,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这样。

  当政府极力阻止某种物品的自愿交易,他要决定是制止买者还是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将卖者定为追踪的目标,因为这样政府才能使其投入的资金获得最大的利益。一个可卡因贩子,甚至一个小的零售者,每天都供应不少人数的使用者,就像在禁酒时期的非法沙龙一样:一个妓女通常每天服务三到十个客户。通过拘捕供应者,警察能够组织几起到几百起的交易发生,这比一个个地去追查购买者有更大的成本效益比。并非警察忽略非法物品的消费者,实际上,刺探行为(警察伪装为非法的卖者)-总是被媒体大肆渲染。然而,大部分执法努力都集中在供应方,所以我们的讨论也在此。

  针对供应者的执法行为提高了供应成本。现存或潜在的供应者必须考虑罚款或者是判刑入狱的风险,甚至暴力也有可能成为成本。一些人洗手不干,转向其他活动;另一些人会依赖偷偷摸摸的(高成本)方法继续经营;还有一些人会限制他的买者群体,只接触可靠的顾客,这样被侦破的风险最小。

  总而言之,经营成本越高,在任何既定的价格上,能提供的产品越少,供应量降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物品的价格更高了。

  在某种程度上,价格上升是执法人员所希望看到的,因为性烈酒毒品的消费者根据需求定律行事:一种物品的价格越高消费的数量就越低。所以对卖者的执法努力迅速减少了买者的消费量。然而最终结果也往往伴随其他的效果。

  第一,我们讨论的物品为非法物品,那些从事非法活动有比较利益的人会被吸引从事供给。一些有案底的人并不会在意再增加一些犯罪记录,另一些在其他犯罪行为锻炼了逃避侦查和起诉的能力。一般认为,当一种交易行为被宣布为非法时,善于犯罪的人往往被吸引去从事它。

  非法交易的合同得不到保障。因此买卖双方经常求助于私人办法:强制合同的实施–这经常意味着暴力。于是擅长暴力的人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被吸引进来并受到激励去发挥他们的才能。这也正是谋杀率在美国禁酒时期(1920-1933年)创纪录地高,而当取消禁酒后又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毒品相关的谋杀数量在1980年代迅猛上升,为什么街头枪战成为毒品泛滥的城市的寻常风景。1930年代的汤普森冲锋枪和1980年代的MAC-10机关枪,成为强制合同实施的低成本手段。

  执法人员迫使卖者放弃经营非法物品的努力还有另一种效果。根据最新的行情,4盎司海洛因价值五万美元,20磅大麻也是五万美元。正如毒品走私者承认,隐藏前者要容易的多。为了逃避侦破和起诉,供应者有动机从事价值更高的产品,对毒品和酒而言,意味着更有效力的品种。在禁酒时期,违法制造和运输酒的人往往专注于烈酒而不是啤酒和葡萄酒。甚至今天,走私烈酒的酒精含量越是合法烈酒的如威士忌苏格兰和伏特加的两倍。1914年麻醉药剂在美国成为非法物品之后,进口者纷纷从温和的鸦片转向更有价值更有效力和更容易上瘾的替代品:海洛因。

  针对非法物品的购买者的执法行为促进了他们转而使用更有效力的品种。购买者和供应者一样,知道隐藏更有效力的品种更容易,而且判罚不会因非法物品的相对价值不同而改变。法律对非法物品使用者的处罚要比销售者低,但是两方通常都不去比较非法物品的单位价值所实施的处罚。例如在禁酒时期,一瓶葡萄酒和一瓶烈酒的处罚相同。现在,拥有一克纯度为90%的可卡因与一克10%的处罚相同。因此,法律的处罚结构提高了低效力物品的相对价格,激励使用者转而使用更有效力的品种。

  对使用者的处罚也引起了使用方式的变化。1914年以前合法的可卡因公开用于温和刺激,就像今天人们饮用咖啡因(可卡因甚至包含在原始的可口可乐配方中)。这种使用方式—少量长时间间隔后有规律的使用—在该物品非法后相对而言显得更贵了。当一种昔日合法的物品成为非法,消费者为了避免多次使用时被抓获,他们倾向于也有动力更加集中地使用。不象1914年以前流行的那样用高浓度液体稀释溶解后口服,人们转而用鼻子直接吸食甚至注射的方法。以前在每天晚餐前喝点酒的人们,在禁酒时期一旦饮酒必定一醉方休。

  毫不奇怪,非法物品的供应者不愿公开为他们的商品打广告。供应者也不愿意拥有容易认出的身份,以及固定的经营地点和时间。关于产品价格和质量的信息都是在私底下传播,对消费者十分不利。

  合法物品消费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很多:商标广告,亲友之间以及个人体验等。当非法之后,途径就少了很多。由于消费者很难惩罚非法物品的供应者,产品质量下降和不确定性增加,有时候往往是致命的。

  以卖淫为例。在内华达州的一些地方,妓女被要求到当地政府注册,她们通常在特定的范围从事生意。这些妓院公开做广告并且依赖于老顾客。健康机构每周为妓女做性病检查,每月艾滋病检查。与此相反,在卖淫非法的地方,妓女通常流动“作案”,老顾客很少。而且顾客往往是以前从来没见过,将来也不会再见到这个妓女。

  两种不同政策的结果有着惊人的差异。在内华达州,合法妓女的性病传播几乎不存在;至今,9000名注册妓女没有一个AIDS测试为阳性。相反在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妓女性病发作率为100%。一项研究显示,在迈阿密所有被监禁的妓女中,19%的AIDS测试为阳性;在新泽西,52%的被测妓女感染了艾滋病毒,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纽约特区也都是半数左右。因为缺乏非法物品可靠的市场信息,消费者不能确定他们正得到什么,结果有时候他们得到的比预料的更多。

  以烈酒和毒品为例,今天酒精饮料通过大量的广告塑造品牌形象并由声誉良好的经销商经营。假如存在任何与预期偏差,顾客能轻易终止交易,告诉他们的朋友来,甚至诉讼来对供应商进行惩罚。在1914年以前的美国,对含有鸦片和可卡因的数百种产品而言,相似的情况就很盛行。

  但在禁酒时期,消费者往往不能确切知道他们在购买什么,或者如果不满意,第二天在哪里能找到供应者。供应者有时在酒精里面掺杂甲醇,即使在值得尊敬的地下酒吧,贴有昂贵的威士忌说明书的瓶子也被反复用来装上非法生产的劣等威士忌,直到瓶子上的说明书损坏。

  七十年代,不止一个购买毒性很强而驰名的巴拿马红色大麻,最终得到的却是充满了根茎和种子,甚至也许是叶子和杂草的低劣产品。可卡因的购买者不仅担心多少产品在分销环节中被稀释,还要担心用什么稀释的。最近几年,零售环节的可卡因纯度从10%到95%之间,海洛因则是5%到50%不等。毒品贩子可能用糖,当地的麻醉药,苯丙胺之类的任何东西,有时候甚至是老鼠药来稀释产品。

  在禁酒时期,因烈酒饮用过量的死亡人数是今天的30倍。仅在1927年的一年中,就有12000人死于酒精中毒,更有数由于饮用质量低下的烈酒而失明。目前,每年约有3000人直接死于服用可卡因或者海洛因。总之,据估计几乎80%的死亡是由于过分服用非预期效力的产品,或者是由于稀释毒品的物质造成的不良反应。显然,如果谁在消费非法产品,“买者小心!”是一则应该严肃对待的警告。

  当宣布一种物品为非法的效果之一是提高了他们的价格。有人会问,究竟提高了多少?在90年代早期,政府每年花费20亿美元用于阻止从哥伦比亚进口可卡因。一项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这些努力相对于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禁止进口可卡因,使可卡因的价格提高4%。使可卡因价格提高2%的成本是每年10亿美元。

  政府阻止大麻进口比较成功,也许是因为它比可卡因更容易侦破。然而供应者的对策是国内种植代替进口,由于基因工程的改良,国产大麻的效力比原先的提高了十倍。

  我们也应该考虑1920-1933年的禁酒法案,他们遭受了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至于关于禁酒的第十八修正案,是迄今唯一一个被废止的宪法修正案。至于被誉为“最古老的职业”的卖淫,依然兴旺。

  政府在阻止性,烈酒和毒品的消费上的努力,从根本上是失败的。确实,这些努力的效果在他们的后果中可以看到–有污染的毒品,假酒和烈酒,染病的妓女。我们从中得到的另一结论是:当政府力图人为地阻止双方自愿的互利交易时,即使再好的努力也不可能取得卓越的成功。

  注:选自罗杰·米勒和道格拉斯·诺斯等合著的《公共问题经济学》,有少量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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