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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而且是强烈反对，所有拉我去为这样或那样的政策或事业作咨询的做法。我不在请愿书上签名，不参加政治组织，不为党派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从不去作说客。然而，我的公众形象，特别是在1986年获诺贝尔奖之后通过新闻媒体而形成的形象，是一个狂热的右翼自由论者，反对民主，反对平等，反对科学。当然，我绝不是这样的人，而且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人。正确地说，我的立场是既主张民主，也主张平等，而我也和我的任何一位经济学界同仁一样是个科学家。但是，我是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而我对个人自由的强调的确使我不同于我的许多学术界同事，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主张温和的精英人物统治，因此，也是集体主义的。对于这些同事，我对一个分支学科即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决不能被原谅的；这一理论使集体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受到了严肃的审查。
为什么我要继续工作呢？为什么我不体面地退休，回到我在弗吉尼亚的山庄中去，坐在前廊下的摇椅中，望着世界上的各种荒唐事出神呢？既然我已经承认，我不打算独自推进这个世界；既然我没有强烈的冲动去这样做，驱动我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如前所述，我的回答简单而坦率。我工作因为我从中得到乐趣！我从思想中，从思考中，从组织我的想法中，从把这些想法写成前后一致的论点中，从看到我的手稿中4的文字和印出的文字中得到效用。从某种真正的意义上说，我是个作家，喜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某些批评人士声称那是个虚幻的世界，而我则称它是可以坚守的领地。我还是个讲演者，可能已经过时一个世纪了，而我从智力水平足够高的听众的反应中得到效用。我在这里要再说一次，我的最终目的，无论是写东西还是开讲座，都不是为了使读者或听众相信我的论点的价值，而是为了使这些论点得到讨论。
尤其是，我恐怕是个知识简化论者，力求简化论点的复杂性，用简单的说法和朴实的例子来理解要点。正如前面提到的，我的大部分工作采取了揭露的形式，而这种工作方式也因此极少受到天生的蒙昧主义者的欢迎。
说完了所有这些，我几乎已经不面对多少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真正选择了，因为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而我在这方面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肯定属于享有幸福而井然有序生活的幸运儿。我从未受到心理疾患的烦扰，从未想要对存在的“原因”和彼岸的“实质”作出回答。我希望我看起来和我认为自己的样子一样：一个立宪政治经济学家，他赞赏产生了西方文化和公民秩序制度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特别赞赏麦迪逊关于美国国会是什么样子和可能变成什么样的想象。我是不是太天真地认为这个定义本身是充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