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要求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以预防全球经济未来再次发生崩溃。但迄今没人能回答两个关键的问题：这样一个系统将由谁运作，怎样才能发挥作用。要想尽快察觉到危机，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负责这项任务的人就必须能够表达明确，具有权威性。
坦白地说，对全球经济体系稳定性做出公正评估，需要两种独立性。首先，除了自身的名誉外，做分析和判断的机构不能有任何东西依赖于它所做的评估；自身的政策或贷款尤其不应受到其判断的左右。这意味着它不应该拥有任何政策或贷款机构。因此，它不可能是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一，因为这些机构都是决策性的、政府性的或贷款性机构。
其次，这个机构必须独立于大国或全球经济体系中可能影响未来稳定的部门。因此，它不能受到董事会的干涉。这意味着，它的评估不能由目前形式的国际金融机构做出，甚至也不能由改革提案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形式的金融机构做出。现实情况是，对于任何可能解读为批评自己国家的声明，主要股东总是会凭借其董事会成员身份进行干涉。
那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深人士（以我来说，我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作了10年）会知道，要对重要经济体做出判断，而不受董事会成员或职员直接和间接的干涉——通常依据来自其中央政府的明确指令，这有多么困难。如果这类具有政治动机的董事会干涉或修改成为可能，就不可能对经济风险进行坦诚而明确的评估。
我们一定不能欺骗自己说，培育未来稳定性的职责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或任何未来形式的这类机构承担。1944年，凯恩斯(Keynes)在布雷顿森林设计这些机构的时候，就清楚预见到了此类董事会干涉的必然性。历史经验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把评估与董事会干预分离开来至关重要。
要求是什么？任何新机构的架构均需遵循上述两种独立性的要求。此外，对不稳定根源的评估，其影响力将取决于分析质量，因此人员组成必须是一流的官员。它的任务是就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发出明确警告，同时向政府或关键私人机构的决策者施加压力。
一个拥有100位高质量员工和出色领导力的机构会非常高效。每年2000万美元的预算应该就足够了。5亿美元的捐赠，将令它在30年或更长的时间拥有必要的独立性。它的董事会将是顾问性的非常驻机构，每年召开会议的次数不超过两次。董事会会有权力任命主管（比如说，7年的任期），确保其财务得到妥善管理。但它无权干涉评估或对其发表评论。
它的领导人应该具备杰出的经济资历、丰富的高级别政策经验，将因为走上独立于其祖国的职位而受到尊敬。可能的领导人选——聚焦于非G8国家（如果某人拥有较强的国际视角，那么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举例如下：印度的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波兰的勒茨克•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土耳其的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墨西哥的弗朗西斯科•希尔•迪亚斯(Francisco Gil Diaz)、以色列的斯坦利•费西尔(Stanley Fischer)和南非的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
对现有机构进行修修补补，无法提供我们需要的独立性。就不断增加的系统性风险发出警告，这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任务只能由一家新机构承担。我们可以创建一家这样的机构，让付出的代价远低于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由于我们见证了走错路的极端后果，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本文作者是伦敦经济学院IG帕特尔讲座“经济学和政府”教授，曾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4-99)和世界银行(2000-03)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新书《打造一个更安全的地球》(A 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将于4月2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