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看，决定了看到什么。小说中的福尔摩斯，经常能在案件现场，发现别人所忽略的蛛丝马迹，令他的伙伴华生医生赞叹不已；但福尔摩斯每次都不以为然地解释：“我不是运气好，而是已经推测到那些证据，才去把它们找出来。”
在反垄断领域，以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之父戴维德（A. Director）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曾经干脆利落地拆穿了不少广为流传的反垄断谬误。例如，戴维德本人就拆穿了“通过捆绑可以延伸垄断力”的谬误，泰舍尔（L. G. Telser）拆穿了“零售商联守最低售价是限制竞争”的谬误，克莱恩（B. Klein）和阿尔钦（A. Alchian）等则拆穿了“纵向合并是为了实现垄断”的谬误。
问题是，这群学者的洞见是靠灵机一触而获得的吗？应该不是。要知道，他们都是曾经成群结队、朝夕相处的师徒或伙伴。纯粹的幸运，不可能接二连三地落在同一群人头上。他们之所以取得这些洞见，很可能跟福尔摩斯一样，是从某些更一般的原理和前提出发，预测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才有的放矢地去寻找实证的。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理使得他们思如泉涌呢？我认为其中主要是“租（rent）”的概念。要说明的是，经济学中的“租”，是具有广泛意义、经长年锤炼而得的概念，而并非仅指“租用”和“租金”所代表的含义。据布坎南（J. Buchanan）回忆，在上世纪中叶，“租”是个热门的经济学话题。可惜它今天被漠视了，而在反垄断经济学中为甚。
事实上，只要准确理解“租”的形成、归属、套现和争夺，就可以建立一套考察垄断的独特视角。同时，只要从上期提到的三大学派（奥地利、芝加哥和弗吉尼亚）来看垄断，也就必定是有意无意地从“租”的角度看垄断。这是说，要确切理解垄断，租的概念是关键。
租，是由某种特殊经济资源带来的收入。这种资源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其特点是：即使它在市场上炙手可热，其可用量也难以增加（或者说难以用别的资源顶替）；而即使它在市场上无人问津，其可用量也难以减少（或者说难以转作别的用途）。
例如，天赋带来的收入，就是租的一种，它通常被称作“李嘉图租（Ricardian rent）”。一把嗓音，一副身材，一张脸蛋，它们可能平庸无奇，路人不屑一顾；也可能倾国倾城，带来滚滚财源。不管怎样，其“可用量”不变，长成这样，就是这样。明星的巨额收入中，小部分应归功于他和其他人一样付出的努力，而大部分应归功于他独有的“李嘉图租”。
来点变化。在纽约曼哈顿区的一幢普通楼房，不论出售或出租，由此带来的收入，大部分是其“经济租”。这幢房子之所以值那么多钱，并不在于它是一幢楼房，而是在于它地处曼哈顿。无论曼哈顿区的用房需求多高，该区的房屋面积大致不变。这个区域楼房所享有的“经济租”，则是由于当地生产力水平比别处高而造成的。
举个更抽象的例子。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其国王都曾经垄断过盐的专卖权。国王即使完全不接触盐的生产、转运和销售，也能靠“恩准”别人从事盐业来获得收益。这收益便是国王独享的“权力租”。它是一份特权，不多也不少，其价值取决于有多少人要吃盐、以及这份特权受到多大程度的维护。
不管是“李嘉图租（与天赋相关）”、“经济租（与生产相关）”、“权力租（与行政相关）”，还是别的什么名堂的“租”，凡是享有“租”的个人或组织，都是某种程度的垄断者。这是对五花八门的垄断的一般化的处理。只有这样处理，才能给垄断分析一个持平的起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租值”的形成。这是关于租的概念中，最重要、最难明白、即使明白了也最容易忘记的部分。租值的大小，是由最终产品的市价决定的；而最终产品的市价，则是由需求决定的。整个厘定价值量的链条，是以需求为因，价格为果；继而以价格为因，租值为果的。一切商品如是，任何场合如是。
一场有姚明参加的体育比赛，节目转播中的广告费较贵。一般人以为，这是因为姚明的出场费贵，导致了节目转播权贵，从而导致了节目的广告费贵。然而，从经济学的逻辑看，整个因果链条恰恰相反。是特别多观众喜欢看姚明，才使得商家激烈争夺广告时段，才导致了电视台激烈争夺转播权，才导致了姚明的出场费比别人贵。
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中的“租”条目，由阿尔钦执笔。他说：“正因为（在纽约）这块土地从事生产能赚取更高价格，才使这块土地的租值被哄抬到这么高。那些（有本事在这块地方从事生产并赚取更高价格的）人通过高价取得土地后，却往往产生误会，以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向其顾客索取高价，是由于他们支付了较高的地租。”
还有人怀疑，问：“药厂花了巨额投资，研制出一种新药，那么新药的售价得定得高，才能收回投资，这不正是科研的租值决定了成品的售价吗？怎么会是相反？”回答是：新药报价再高，最终也得由病人的需求来确保成交。若缺乏需求，那么哪怕新药再有效，药厂都得破产。若投资不论高低，都能成功转嫁到新药的售价上，那药厂就永不亏本了。
从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 Robinson）的《非完全竞争经济学》起，到2002年美国法官波斯纳（R. A. Posner）的新版《反垄断法》止，分析垄断行为的经济学框架，都是以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为蓝图的。此蓝图本身没错，但很容易给“点到即止”的读者造成误会，令他们以为反垄断的要旨之一，就是赋予政府权力，让它在“垄断者”与“消费者”之间“公平合理”地瓜分既定的利益。
在中国，铁路是国家垄断的。春运期间，铁路垄断者的收入可以大增。多数人——包括那些坚决反对行政垄断的人——认为，以行政手段限制火车票的价格、从而限制铁路垄断者的垄断收入，是对垄断的一种有效矫正。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主张对其他公共事业，包括电力、用水、环卫、乃至教育，都实施限价管制。这种思维背后的逻辑是：垄断的祸害在于垄断者需索过度，而只要对垄断进行价格管制，就可以解决问题，使消费者免遭盘剥。
从租的角度看垄断，上述成见错了，而且错得清楚——由政府来管制垄断，不可能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是因为，“垄断租值”永远是由需求强弱决定的，其他因素无法改变租值。就铁路而言，只要政府仍然垄断铁路运输业，那么它就必然享受春运期间的额外租值。只要需求还在，这租值就不消失。不论政府管不管，这种“垄断租”的存在和大小都不受影响，受影响的只是租的实现形式。
假如没有任何价格管制，那么铁路垄断者就可能提价，从而将其享有的租全部变现；假如存在价格管制，那铁路垄断者便无法将其垄断租全部变现，而只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车票卖给与他有特殊关系的乘客。这时，部分租值就从钞票形式，转变成诸如人际关系的非钞票形式。
政府管制垄断的结果，不仅对垄断者不利，对整个社会也不利，因为它不仅扭曲了垄断者套取租值的意愿，而且还迫使需求者将资源耗费在人际关系的竞逐上，造成社会的净浪费。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反对行政垄断的同时，也反对以价格管制作为对行政垄断和其他垄断的矫正手段。
再以电信业为例。在中国，电信部门受准入壁垒保护，从而坐拥巨额垄断租值。但是，电信部门受准入壁垒保护是一回事；它如何将其垄断租变现是另一回事。经济学家既反对政府在通信行业设置准入壁垒，但同时也支持电信部门自主提供业务、自主划分市场、自主收取费用。从租的角度看垄断，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一个地主，可能把他的土地交给败家子打理，结果丢荒了土地。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形，是地主和消费者的双输。好一点，地主虽然维持垄断者的特性，但可以把土地分割，交给几个不同的佃农耕作，对他们论功行赏，那么耕作效率就会提高。只要交易费用够低，不论土地由一个地主拥有，还是有一百个地主拥有，都不影响土地的有效利用。
同样，这些年中国电信几经分拆和资源调动，实际上就是垄断下的佃农安排。这种安排提高了效率。尽管电信保持了垄断特点，但由于基本没有受到价格管制，其经营主体保持了相对独立，所以在国家垄断的前提下，电信公司之间不仅存在竞争，而且竞争激烈，服务质量于是提高。
十多年前，深圳邮电局提议发展移动电话，但上级认为成本太高，需求不足，所以只允许深圳自筹资金试行。深圳投石问路，结果供不应求，造成垄断者和消费者双赢。这是说，将“国家垄断电信业”的前提存而不论，垄断者及其属下承包部门，若积极追求兑现租值，就比“只占茅坑”对社会有利得多。让政府管制垄断，而非解除垄断，效果则适得其反。
再以石油为例。阿拉伯垄断了大量油田，你可以抱怨上天不公；但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以卡特尔形式操纵石油开采量，从而最大程度地兑现其天赋租值，却肯定对全社会有益。这是因为，在石油输出国共谋逐利的同时，全球石油消费的节奏得到了调节，石油在时间上的配置达到了优化。
从租的角度看垄断，我们首先看到，垄断者注定是要设法将其垄断力的租值兑现的，而他们的成功全赖需求者的钞票认可。令人惊讶的推论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种种行为，包括资源集中、价格联盟、价格歧视、捆绑销售、市场分割等，都是能为垄断者实现租值，即为需求者以钞票认可的行为。
这是说，反垄断法把目光集中在上述商业行为本身，是看错了重点、打偏了靶子。这便照亮了反垄断研究的第一片累结硕果的沃土：逐条研究被反垄断法禁止的每一种商业操作，解释它们为什么其实都是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社会福利的。
从租的角度看垄断，还能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引起这些行为的垄断力的性质上去。既然对租值的追求必然引致“反垄断违法行为”，所以问题不在这些行为本身，而在其起因，那么带来租值的几种垄断力，包括天赋、经济产品、发明专利和行政特权，对社会福利的作用都是同等的吗？
这提问引向了第二片沃土：解释为什么天赋不论落到谁的头上，都不影响社会福利；解释为什么追求经济产品和发明专利上的垄断，往往会促进社会福利；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追逐行政特权上的垄断，往往会损害社会福利；而在经济学中，“寻租（rent seeking）”一词，则是专指最后这种有害行为的。
反垄断研究还把反垄断执法作为考察对象，这是第三片沃土了。当立法者并不理解诸多商业行为的效率含义，而反垄断法的条文又含糊不清，反垄断法执法就必然成为竞争者和执法者们“寻租”的乐园。反垄断法的条文越宽泛，执法机关越庞杂，执法权力越大，“反垄断寻租”的破坏力就越大。这是各国在推进反垄断法时，必然遭遇的制度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