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现在需要的是同情，但他们的欧洲伙伴却有必要拿出更好的应对之策。这就要求人们认真探讨造成希腊困境的更深层次原因。我认为“希腊是违约惯犯”这一被广为宣扬的说法并非原因所在，哈佛大学(Harvard)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一份研究报告中也提出了与我相同的观点。该报告表明，希腊在过去百年间的违约记录并不突出（该国上世纪唯一一次违约发生在1931-32年，而且当时它绝非唯一陷入困境的国家）。
在希腊现代历史上，真正经常发生的是外国势力对其国内事务异乎寻常的干涉。希腊的第一位国王（一位巴伐利亚人）就是外国强加给它的，希腊最初的那些政党也完全得名于对其事务干涉力度最大的三个强国。希腊在纳粹占领期间的严峻局面，便是外国干涉在战时的极端表现：希腊仅一个冬天就有数万人死于饥荒，数百座村庄被焚毁。更为平常但更不为人知的，是英美两国（先是英国人，随后是美国人）的干涉力度：他们通过外交官、使团和顾问，想方设法控制希腊的政府部门、情报机构、军方和王室。直至1967年独裁政权建立时，希腊人仍感受到他们所称的“外国之指”的干涉。要理解希腊自1974年独裁政权垮台以来的民主巩固进程，办法之一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对自主知之甚少的国家恢复自主的一项努力。
这一进程的效果比任何人事先预期的都要好。20多年来，有点类似于两党制的制度在希腊平稳运行，军方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一直被边缘化：过去几周有关希腊将重新动用坦克的大惊小怪的言论不可当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却在于，希腊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对其既有裨益又有妨碍。它提高了希腊人的生活水平，令民主重建进程变得平稳。但资金的流入却导致希腊人忽视了本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外国援助本身并不是问题：上世纪40年代末，按照人均计算，希腊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中获得的资金比其它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多，因此它的生产力大幅提高，制造业扩大了规模，经济飞速增长。但上世纪80年初，希腊的劳动力成本和外债规模开始大幅上升——1979年至1985年，希腊总债务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8%升至42%。对希腊来说，真正的债务问题发生在相对较近的几年，与其融入欧洲有关。
1974年之后希腊民主制的建立突显出该国政府的致命弱点——长期缺乏财政能力。早在1830年独立之时，希腊的公共财政就依赖高昂的间接税、隐晦的无形收入和贷款的追索权。人们或许会将此问题或希腊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的经历归结于该国多山的地形。但除了一些令人敬仰的官员以外，希腊政界人士一直把公共部门就业当作福利网的代用品和施惠工具。欧盟充裕的资金催生出一个时收时放的债务周期：在此周期中，希腊政府先是以制定严厉的稳定措施为交换，毕恭毕敬地向欧洲申请紧急援助，随后又在选举压力上升时放松限制。
这一次，人们知道希腊要自食其果。但政治上的挑战非常之大，那些抗议减支计划的希腊人，求助的是一些能够在历史方面引起共鸣的记忆。希腊副总理塞奥佐罗斯•潘加洛斯(Theodoros Pangalos)就诉诸了其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他质问道，在仍逃避历史责任、拒绝就战争伤害对希腊做出赔偿的同时，德国怎么能够在道德方面教训希腊？（他本来还可以说，虽然作为50年前西德政府与希腊所签协议的一部分，德国人支付了相当有限的赔偿，但希腊通缉的纳粹战犯却借此逃脱了审判）。上述苦难是真实的，尽管其论点和提出时机缺乏说服力。
希腊传统上一直是欧盟内最赞成欧洲统一的国家之一，此次危机严重破坏了欧洲在该国的形象。在当前这场金融灾难中，与“欧洲”两字划上等号的，不是社会市场、公正、民主或和平，而是维护单一货币及其背后僵化的通缩制度。希腊的公务员可能不得不去适应降薪和延迟退休带来的影响。但如果欧洲不再表现得像是试图操控希腊命运的最新强国，那么希腊政府就更有可能让那些公务员接受这一点。过去，欧盟利用授予成员国身份的承诺，先让民主沿着欧洲南部边缘扎下了根，随后又让其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扎下了根。但是，若要避免这些国家的政治自主受到欧元戒律的侵害，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更团结的办法来捍卫它。
本文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