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步是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我们建立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出口部门，其中主要是以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加工部门。这个部门充分利用了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外商投资，获得了技术和管理知识，使中国经济起飞。然而，这一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国内经济与市场是分割的，许多在国外畅销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并不多见。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长期单独依靠国际市场。在长期，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内市场。这就有一个从外需导向向内需导向转变的问题。
如何实现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国内需求如何成长才能支撑中国的制造业？城市化是一条路。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滞后可以说是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原因或结果。城市化其实在最近10年已经加速，1.5亿农民工已经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生活。城市化产生的巨大基本建设需求和其他需求，带动一大批国内产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这是地地道道的国内需求。因此，过去10年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两道并行，出口导向和内需导向并行。
城市化产生的需求可以分为两类，基础设施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需求的增长较快，带动了一批与此有关的重化工业。不足的是居民需求增长相对较慢。其中一个原因是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限制。逐步改革户籍制度，使数量众多的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合法居民，建立没有分割的城市劳动市场（目前情况是农民工专门从事一部分特定职业难以进入其他行业），这是增加消费需求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农民进城也是减小收入差别的根本办法，因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收入差别是城乡差别。城市化不仅可以提高进城农民工的收入，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留在农村的人的收入。
城市化面临的另一个制度问题是农村土地问题。城市化在地域上是城市侵入农村的过程，城市的扩展需要农村的土地。另一方面，城市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根据中国法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唯一途径是政府征地。政府对征地权的垄断有诸多问题，例如低价收购损害农民利益，对一部分土地的高价出售抬高房价。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地，同时使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收益，需要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进行制度创新。需要明确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城乡土地交易市场，允许城市开发企业和农民作出最优决策。各地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试验。
综上所述，城市化最主要的障碍是制度障碍。城市化的进展需要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中国的城市化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如果能够克服制度障碍，将最终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具有世界意义。这个市场不仅包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包括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中国的制造业将从依赖国际市场转变为依赖国内市场。这将减少世界经济恶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将给世界经济一个支撑点，即一个新的世界范围的中心市场，就象20世纪的美国市场一样。这个市场的规模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和技术水平（例如有人说，中国的工程师最棒，因为世界一半的新路和新桥都在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当中国实现外需向内需的转型之后，中国并不是不出口了，中国还将继续出口（也许出口占GDP的份额会减少）。不同的是，那时中国出口的原因或基础改变了，中国出口不是由于廉价劳动力，而是由于国内市场规模产生的高效率和高技术。
当然，过快的城市化也有负面作用。这么多的人集聚在狭小的空间里，会产生外部性，例如交通拥堵，房价高企，贫困和犯罪。人口的集聚可能产生社会不稳定。减少这些负面作用，需要城市本身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土地，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差距和人民的忍耐程度，如果没有过度控制，中国将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世界最高的楼群将出现在中国（因为未来的地价最高）。这种空前规模的城市需要空前的制度创新，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现代制度的城市骨子里仍然是乡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与制度创新同步。超过制度创新的城市化是过快的城市化。城市化需要稳步进行，避免失去控制。
综上所述，在以国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之间，城市化可能是一个中间步骤，是形成具有足够规模的内需的关键的一步。而实现城市化的关键是制度改革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