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规模应主要由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决定
城市规模扩张是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来讲，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给人们带来更为丰富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满足人们对多样性的需求。同时，城市也能够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学习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负面效应来看，城市扩张也可能带来拥挤、污染和犯罪等问题。城市的最佳规模就是在城市扩张的正反两方面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借助个人的理性选择而决定的。不同的个人将根据自己的偏好和职业等特征来选择居住或就业地点，从而达到城市的最优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是“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重要自然机制。只要正面效应占主导地位，城市规模就将进一步扩张。值得强调的是，城市最优规模并非固定不变，它将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而相应增长。之所以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来控制城市的规模，主要就是因为政策制定者不可能事先正确判断城市的最优规模。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出现了“人口爆炸”，实际上，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的相应快速增长是正常的，这也曾经是东京等世界级大都市经历过的。但是，当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时期之后，当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充分发挥之后，城市扩张速度就会自动趋缓。
2、城市布局主要由不同城市的功能和区位决定
一个国家的城市因为功能和区位的差别具有不同的规模，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三大都市圈是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都市圈，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又有若干个以区域性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都市圈。大城市的功能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而中小城市相对更多地发展制造业，小城镇则更多地连接农村和城市。对于生产者来说，虽然离大城市近则更靠近市场，更能享受规模经济效应，但通常也面临更高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对于劳动力来说，在大城市生活丰富，学习效应更强，收入更高，但生活成本也更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和劳动者分别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生产和生活所在地，从而决定了不同城市的规模以及城市的合理布局。实证研究的发现是，由于存在户籍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的制约，当前中国的城市规模总体来说不够大，特别是大城市，不仅规模未达到最优水平，而且大城市数量也偏少。
3、城市的承载力主要由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决定
城市的承载力并不是一个事先可以预测的变量。如果人口增加形成了对城市资源的竞争，那么，一定会带来城市资源的价格（比如地价、房价与水价）上升，而价格的上升自然会成为阻止人口进一步进入的屏障。即使如此，只要城市扩张仍有益，那么就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改进来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承载力。例如，摩天大楼、城市轨道交通和水资源循环利用都是提升城市承载力的技术革新，而高密度的城市规划、全封闭道路和减少犯罪的措施则可以从管理方面来增加城市承载力。更进一步地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口规模扩张必然加剧城市病。合理的人口扩张有利于转变城市的职能，通过服务业的发展降低单位GDP的污染排放。人口的合理扩张还有利于分摊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成本，缓解交通拥挤，减少生活排污。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城市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才推动了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提高了城市承载力，为城市进一步发挥其规模效应创造了条件。而这一进程的背后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如果以承载力为由来控制城市人口，那么，就会使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发展机会，也不利于城市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目标。
4、城市发展需要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和谐共赢
任何城市的发展都需要不同技能的劳动力。高技能劳动者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来源，是一个城市所需要吸引的。而相对较低技能的劳动力则构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供给，也是必不可少的。优秀的人才之所以聚集在大城市，也是因为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有更强的相互学习的效应。事实上，根据经验研究的发现，与高技能者相比，低技能劳动者在城市中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相互学习效应更强。当前在中国各大城市推行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中，几乎都将技能水平作为落户的条件。这种做法表面上能够保持城市的光鲜亮丽，但却削弱了城市创造就业、提升技能和增加收入的功能，同时，也势必减少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成本，既不利于城市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地，也不利于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和吸引高端人才。实际上，只要有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很多劳动力还是会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寻求发展，这样，户籍的严格控制就一定会导致城市内部无户籍常住人口数量日益增长，形成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与矛盾，给城市管理带来大量的资源消耗。相反，如果能够降低获得城镇户籍的技能门槛，就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可以减少城市管理中用于处理社会矛盾的资源消耗，扩大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总量，实现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和谐共赢。从长期来看，外来劳动力落户城市后，政府将有激励为其提供技能培训，而劳动力在定居城市后也将更有积极性提高自身技能水平，这将为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