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须关注危机之后的世界
——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与建议之二
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不断加深，当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经济体都陷入衰退之时，这次危机已经被称为经济危机了，甚而在有些国家已引发社会动荡。由此，由上世纪大萧条所演示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的传导链条，似乎正一步一步地进行历史的反复。但是，与上世纪相比，人类社会已建立起更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更加进步的制度文明，更有成效的交往能力和协作机制，已经积累起应对危机的更具洞察力的经济、政治智慧和更具操作价值的技术经验，全球共同利益的日益增长和经济的不断交融，大国之间的实力制衡，最重要是军事制衡因素，最起码应该能够斩断危机的最后一环——战争危机，进而争取在最大多数国家，把之限制在经济危机这一环，这应该是能够实现的。这一环，由于世界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经济危机已大致不影响人的基本的生存层面，而重要是在影响人的发展层面，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在落后国家，人民还生活在基本生存没有保障的经济社会环境，所以，在危机中也要加大对其的支持力度），是社会矛盾在基本生存层面得以缓和的重要表现，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危机引发的重要社会矛盾，是在发展层面上，即使用阶级矛盾的术语来考察，其斗争形式和剧烈程度，因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得以保证，而使之明显缓和化。这一点，也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追求的重要目标！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战略评论家何新先生所言，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进程才有一种基本的社会稳定保证机制。但是，国内矛盾的缓和并不能同国际之间矛盾的缓和简单地划等号，况且并不排除国内矛盾在特殊条件下的恶化，并向国际间转化，而且发展层面的矛盾还更复杂，斗争也很尖锐。所以，在国际层面上，为了加强制衔的力量，中国仍然需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以防过度投机、贪婪的恶性、野蛮资本主导的某个国家的狗急跳墙，挺而走险！美国国家战略若由这样的资本来主导，则不排除危机向的战争危机环节的过度，笔者认为，果然如此的话，若有大国间的战争的爆发，必将导致美国霸权的整体性终结！任何一个霸权在谋求扩张中都受其实力界限的规定，美国应有自知之明！
总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应该有足够的理性智慧和耐心，通过国际间的协调、合作和治理，以和平的市场交换的形式，解决各国间面临的矛盾纷争和资源分配问题！而这一文明博弈形成和进步的基础，应建立在在全球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缩小上，即，中国提出的，“发展的成果要由全体人民来共享” ！只有这样，经济危机的破坏才会被限制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就中国而言，已经可以确定，中国有能力把这次危机控制在实体经济层面，而不向包括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在内的整体经济危机演变。笔者在《运城决策》2009年第1期《何以转“危”为“机”——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提出的我国由实体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从而发生整体性经济危机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的危机传导路径，这种传导路径的时段要长一些，加上金融和虚拟经济在中国发展的深度、宽度不够，从而给了中国喘气的机会。通过启动内需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再加上对金融风险进行恰当的管理，中国可以避免走向整体经济危机，但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会导致严重的就业压力，出口等一些产业已遭受重创，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中国，一定要发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优势，党和政府一定要把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生存）层面的问题解决好，并通过各项改革、创新和积极的工作，理顺各类不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从而避免社会危机的爆发！
总之，中国在2009年度经济增长达到8%左右的目标，极有可能实现。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1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1%，之前的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部署，进一步表现了中国政府遏力抑制经济的决心！退一步而言，即使最终保不了8%，但稍低一些的或起码6%的正增长，在全球重要经济体中也是独标一技！只是在这样的增长中，要尽量多解决一就业问题，尽量争取增长率与就业率的同向收窄性，尽量争取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这就要用好启动内需的资金，并大力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和启动中小企业的增长。中国，无疑会成为全球走出危机的重要的发动引擎！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将率先走向复苏，笔者持谨慎认同的态度，关键是，一要首先避免陷入长期停滞中——它很可能是一种滞涨而不是通缩，二要实现复苏后的又好又快增长，并避免W型的大起大落。实际上，中国经济根本没有进入负增长的区间，要复苏，也是复苏一种正增长的速度而已，这和西方由负增长转向正增长的复苏，还是有重要区别的。这证明，中国的基本产业格局—经济利益格局所规定的经济循环向度，除了外向型出口这一向度受到程度较深的逆转外，整体经济循环由于二元经济和大经济体的自循环弹性问题，由于虚拟经济深度、宽度有限以及政府主导型经济等因素，没有彻底逆转和塌陷，而这一点，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破碎而导致的核心经济循环的塌陷是不同的。中国面临的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正增长的良性硬调整、演化问题，而非负增长的恶性硬调整、演化问题。不管这次危机的调整期是二年、三年、五年，还是八年、十年，从目前的形势观察，只要我们能保持6%的正增长（这应是中国危机的底部，相信我国政府会在必要时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而起码夯实这个底部，并进一步实现这个基础上的增长率的提高，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加上对于贫困群体生活的关照，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和运行，而即使我们面对较长的调整期，也多有利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转型！
二
正像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一样，科学发展、发展成果共享的理念，也应成为全球的普遍价值！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和价值取向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吸取、提炼和升华！全世界也要追求一种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首先需要我们应对这次经济危机，而要应对这次危机，我们必须关注危机之后的世界！中国古老的智慧箴言告诉我们：“不谋长远，不足于谋一时”，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洞察事物发展的未来，以使目前的实践和行动针砭有度、有的放矢，更合规律性，扬长补短、兴利除弊，更合目的性，从来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至高境界，也是主体间博弈，特别是国家间战略博弈的根本要求。
预期、展望和洞察危机之后的世界，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讨：
（一）国际金融体制的演变
笔者在《运城决策》2008年第6期《美国必将被更深刻的市场经济规律所惩罚》一文中，曾认为美国要延缓衰落的步伐，需要保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现在观察，美国应对危机的基本战略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虚拟经济上，短期可能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的小幅度改革，而其救市行为，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在转嫁危机、稀释债务并有可能输出通胀，中长期，美国则不得不顺应世界潮流，对自身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较大改革，同时，尽量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强力争取美元在危机之后作为国际储备货 “巧主导”地位（正像美国务卿希拉克说得的“巧实力”一样，要注意美国最近对拉美的 “拉拢”和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动作），在此原则下，重建美国金融产业的竞争优势，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二是在实体经济上，谋求高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的重新崛起，以此维护的重塑国际分工秩序，并由美国占据高端地位。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促进，一旦实现，可以使美国在危机后，走向新的发展历程，做新的历史阶段的领跑者和世界的领导者。但要实现这一点，美国经济将必然向实体经济回归，这对于金融“掠夺”文化和负债、过度消费文化，将带来冲击，而美国似有点两难！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新能源产业和生态文明的重视，对于其国民消费文化的反思，可以说明这一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会受到传统能源产业利益集团和别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的，现在已有苗头。
这里谈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根据美国的金融战略和欧盟、英国、日本、中国等的应对战略，可以对未来有个基本的判断。今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在短、中期依然由美元主导，但监管会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会增强，整个体系会呈现重组的格局，从长期来看，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卢布崛起的多个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将形成，至于周小川在G20伦敦国际金融峰会召开之前提出的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形成，欧元是个区域性的例子，全球性的超主权货币的形成还为期甚远，特别提款权不能与之等同，只是其一种雏形。亚元是否能形成呢？关键要看中日韩和东盟国家之间的战略取向、战略意志及其“连横”的程度，是独立叫板美元，还是进行联合趋利避害。但不论怎样，新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形成，这是由产业转移、分化、融合的经济互补性、投资和贸易的深化以及经济增长中心转移、经济格局重组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是由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经济产业转移和经济增长中心转移（由多人口经济体来承担是其实现的前提）同时进行的规律所决定的。这个规律得以展开的更深层因素，是东方文明的复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的形成，很可能带来长期的金融动荡，其需要国际监管和治理的加强。因此，国际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必须得到改革和加强、建立和健全。
（二）高科技产业的嬗变
笔者愿意在这方面的多引证论述一些东西。2009年2 月13 日《南方周末》上的《复兴美国，奥巴马为何锁定绿色革命？》一文中，有中国科学院《科学时报》首席经济学家武建东对此的深刻揭示：
“2008年的全球金融灾难全面打击了这个体系（指美国的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笔者注）的核心框架，金融业正从左右政治演化为被政治力量和国家权力驾驭，当前金融业面临的战略主题将是在公私合营的万亿美元大级别特大型基金救赎下恢复元气而不是从这个产业提取纸面利益。因此，美国的再次崛起，不可能选择金融业为主体的危机产业，低端消费品经济也不是美国爆发转型的救命点，这就需要造就一个超过二三十万亿美元价值的大产业作为美国经济结构的基轴和美国经济崛起的本钱，形成与美元纸币体系核心运转并列，甚至更高级别的轴心，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能源产业集群的整体改革是造就这个奇迹的唯一优选。能源是金融、商品、生产力、就业和IT革命的最大聚合点，产业价值本来就是与金融业并列的体量的产业。”
这样的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视角的战略分折，说明了中国经济学人思想的成熟！ 文章还指出：
“现在美国只是用资本换取资源，资源实际造就了美国以外国际社会的增长、就业和投资扩张。数据显示，美国未来三到五年需要支付1万亿到2万亿美元进口资源。如果将美国资本换资源的模式更改为资本在国内投入，以内部需求替代进口，那么这些增长、就业将被置换到美国社会来。这等于重组了美国就业、增长和经济扩张能力。这也将美国的消费社会颠覆为生产、消费并重的社会。通过这个模式的再变换，美国也将完成一次财富的再分配过程。”
这两段论述是对美国经济振兴战略的一种深刻洞察，也可印证笔者曾认为的美国在金融产业遭受重创后，须向实体经济高科技产业回归的看法。美国向实体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复归，其实也是在拯救美元的霸权地位，因为依靠依靠国际实体经济输血的美国虚拟经济的双赤字、高负债、高消费的经济循环“把戏”，在给美国和世界各国造成重大损失后，其本质已被全世界看穿，美国要救美元，就必须搞实体经济，在经济循环中提供更多的实体经济生产和服务，才能实现其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支撑，切实维护美元的国际信用！
因此，关注美国的科技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十分紧迫和重大的问题！因为其发展也影响着危机之后的世界高科技产业的新的增长点的生成及其竞争格局的形成。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构建IT产业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具有相同的经济增长带动意义，而其影响将更为深远，因为其更深地切入到了生态文明的方面！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经济，高科技知识经济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的“新经济”文明的舞台，生态文明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定高科技的演化方向！这应是在二十一世纪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科技线索。笔者从2004年起，就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必须从竞争力的视角来考察作为生态文明主要样式的循环经济发展问题，现在，笔者在更加认识到，奠定在信息经济、高科技知识经济“生态文明化”基础上的新经济文明，将会是一个新的更高文明形态的形成，其必然相对于传统工业文明而具有根本的优势和竞争力！
笔者在《何以转“危”为“机”》一文中，建议我国应对危机要加强新能源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的认识之上。那么，高科技是一个群体，危机之后，那几项高科技将更早、更快地实现产业化，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呢？
2009年4月3日，笔者在新华网上看到《环球》杂志刊登的《危机能否催生新技术革命》一文，其中指出，专家们认为，19世亿以来，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革命，创造了新的支柱产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工业、信息产业等。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各国（笔者认为，主要应是美国）本带应将资金引向新的技术革命领域，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但却发展资本型经济，来延缓经济衰退，导致目前的危机情形。专家指出，美国新经济时代的标志最早现于互联网，现在是新能源，中国首先突出的应该也是新能源方面的技术革命。另，IT业扩散效应很大，比如3G手机的开发，使IT技术和手机产业出现新的结合点，再就是机械制造、互联网教育、生物制药等也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笔者认为，这些专家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还有环保产业也应加以强调！那么，如何判断各项高科技的产业化进度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竞争力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竞争力宽度、深度的概念，建立需求宽度、需求深度（还有供给宽度等概念）、需求迫切度的概念，从而对科技产业化问题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对需求量问题，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能源产业具有极大的需求宽度和深度、迫切度，这方面决定了它比别的高科技技术更能吸引人力、资金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推广方面的投入！从而，决定了其产业化进程的速度，这方面基因技术是不及的，如用之进行医疗，因为其需求宽度没有能源广，高昂费用和需求宽度相互制约，必然导致其产业化进程没有新能源产业速度快等等。信息产业也具有能源产业的特征，需求宽度非常广。我们可以用需求宽度等概念结合技术成熟度、技术路径与转型等概念，建立一个高科技产业化“时间路线图”，对之进行一个大致的描述！
今年4月15日，温家保总经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完善落实支持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相关政策，在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制药、信息通讯、现代服务等方面培育新的增长点。”显然，国家在决策层面已经对危机中和危机后的高科技产业化问题作出了反应。
这将是以5——10年为单位的较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由先导产业转化为支柱产业的一个过程。现在的先导产业，通过扩散效应、替代效应等，会成长为支柱产业。当下的钢铁、房地产、机械制造、物流等支柱产业，应不断吸取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等的新成果，提升产业科技含量和水平。要处理好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之间的关系。另，我们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不要妄自菲薄，现代高科技是一个群体，是齐头并进的，其相互间以及和传统产业间也是互相渗透的，我们在一些领域内是有优势的，一定要进一步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专家高健指出：“当前我比较看好的是新能源和互联网技术，新能源领域和机械制造不一样，一些技术中国没解决，美国也可能并没攻克。比如中国的汽车已经开始用双燃料，而美国完全用电能驱动的汽车尚无法量产，也许我们并没有把握住新能源行业发展的先机，但在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未来的竞争力也不容小视。”
（三）国际产业转移、经济增长中心和经济格局格的变迁
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根本决定因素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本身须建立在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依赖上，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起来时就是如此；二是市场交换的发达和市场细化分工、新产业的涌现是相互促进的，而这是经济增长、市场扩展的根本，经济增长、市场细化分工和新产业的涌现达到一定的均衡点后，其必然要求市场的地理、资源、人口范围的扩大（笔者认为，这是观察滞胀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三是资源禀赋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几个原理，是确定分工及承担其的地理、国家、人群范围的基本规定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强劲增长，承接美、日、韩、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是个突出的方面，其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地理、资源、人口的市场空间。随后，印度、俄罗斯、巴西“金砖”四国和越南、南非等的经济的发展，更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国际产业的转移经济增长中心正向“金砖”四国等国家和地区转移，然后是南美、非洲等地区。经济增长中心正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兴起。国际经济格局将因之发生重大的重组和变化，以大国为单位和以区域为单位的混合型经济、政治多极化世界将形成。
（四）国际协作和国际治理的跃变
全球问题的诞生，必然会带来国际协作和国际治理的跃升。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要想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需要加强国际监管，要想走出危机，也需要国际间的通力合作。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贫困问题等也需要国际间的协调解决。总之，全球化过程本身是个“合作博弈”的问题，其导致的很多问题，都需要国际监管和治理的加强，需要解决国家个体理性和全球整体理性之间存在的矛盾，解决激励相容问题，并遏制国家机会主义，加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建设。人类的博弈形式，将会更文明、更具有能够照顾到个体追求和整体关切的新的智慧，新的制度规则、新的价值取向。
（五）资本主义形态的进化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这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不易之经。马克思、恩克斯、法希亭、列宁等经典作家曾在生产力形态如大工场生产、大机器生产，企业组织形态如股份制、托拉斯，资本形态如金融资本产生及其对产业资本的控制等方面阐述过资本主义形态的演变和进化问题；凯恩斯也曾从国家宏观调控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监管、干预经济的崭新形式。全球化进程促进了跨国企业、跨过资本的大发展，它已不是简单的产品和服务的贸易问题，而是真正的相互渗透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品牌、中间产品和服务等全资本要素（除了劳动力资源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之外）的资源配置，其价格均衡配置效率在现行规则下是建立在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上的，普雷维什的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理论以及别的依附理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公平有深刻的揭示，这也是资本主义形态演变的重要维度。这说明，在利益公平分配上需有新的规则，而这是现在的WTO规则所难以包含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问题问题的出现，也必将导致全球监管和治理的出现，而这将使资本主义向的新的监管、治理形态演变，这是其继国家宏观调控出现后，资本主义监管、治理形态向国际间监管、治理演变的新的内容，国际贸易组织（包括联合国的出现）等国际组织和很多区域性组织的出现是其的初级形态。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能将这类全球监管、治理推向新的阶段呢？我们应对之进行推进。
另，随着生产力、组织、制度形态的演进，资本主义的价值形态、意识形态也在进化中，如解决贫困、生态文明、企业的社会责任等价值观和社会财富观的意识形态如潮涌现。
三
在梳理危机后世界的大致轮廓后，我们就可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和行动。而这样，我们的策略就不只是应对目前的危机了，而更具有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并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长远意义了。下面挂一漏万，谨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以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转型和现代化为根本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实体经济上进行根本的提升，全面实现实体经济的现代化，是支撑民族复兴的根本要求。我们要积极运用好4万亿拉动内需的投资，并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和保彰民生等举措，在短期内提升实体经济生产方内需，并恢复和开发新的实体经济消费方内需，以确保经济增长，保障就业，实现社会稳定；我们要加大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力度，利用好危机的倒逼机制，大力促进企业和整个实体经济体系在中期实现竞争力的较大提升，为最终把消费的扩展奠定坚实的实体经济增长质量和生产率基础之上；我们要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加快科教兴国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步伐，克服城乡二元体制，注重政治社会改革，以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向内需（居民消费）型经济社会的过渡和转型，向生产消费“双方内需型”实体经济(包括外资的投入的外型性，但下阶段要充分发挥已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民族资本的作用。资本的本质是所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增值功能的体现，现代资本是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各类要素的资本化的有机整合的整体）和出口-进口以及对外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的合二为一的平衡型实体经济的转型。这一点，也是并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处理好对外开放和自主发展的关系的经济循环向度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实现这次危机对于我们的正面意义。
（二）以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为依傍
中国金融改革要建立怎样的金融体制？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金融体制；二是有利于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构建中国金融竞争力的体制；三是能够促进科学发展的金融体制 ，绿色信贷，扶持中小企业，有利于大部分人的资产保值和增值等；四是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改善有促进的金融体制，要强化金融监管，抑制过度投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这应成为中国一种重要的制度优势和文化软实力。
这里笔者主要就中国外汇储备问题提出几点建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后的软肋。一、实行储备币种多元化战略；二、要实行投资多元化战略，可在保证对外支付的前提下，投资购买资源和外国的资源型企业，投资黄金储备，投资高科技资本品的引进，对外直接投资别的行业等，要对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的理念进行转换，不要光在金融领域谋求其的实现，而要在国内外实体经济领域谋求其的实现，要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要突破部门利益对外汇储备投资的不利影响，国务院要统筹兼顾，要减少运用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对外贸易和经济中，加快以人民币结算的步伐，进行货币双边对换等业务；四、要对美国把握一定的平衡，在保证现有的存量外汇储备尽量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对增量的外汇储备要处理好其他投资和投资美国国债、美元资产的关系，对美国，既不要以邻为壑，也不要为渊驱鱼，一是要树立继续开放的形象，二是要渠内损失渠外补，短期损失长期补，长期损失要避免。要在以上的原则上，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打下外汇储备安全的坚实基础，一种动态的安全基础！
我国学者时寒冰在《中国怎么办》一书中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是最大的赢家。但是，这是就短期而言的，并且要实现这一点，美国国家信用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美国是有所所忌讳的。从中长期来看，只要欧盟和新兴经济体（日本是有点三心二意的，日元在国际化道路上甘苦自知，日本还忌讳中国的崛起，但不与中国合作，日元最终会被边缘化，日本的次优选择，应是推进亚元的形成）有足够的战略意志，事情的发展会导致美国并非最后的赢家——那就是，国际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形成（而超主权世界货币的崛起，是人类整体的最优选择），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和格局重组，国际经济、政治多极化的形成！美国要延缓衰落的步伐，必须在高科技实体经济层面和金融虚拟经济层面达到平衡，实现互相促进。我国在这一点上应走好自己的路，应该做得更好！
（三）以科教兴国、科技自主创新和实现科学发展为突破
科教兴国即要见物质技术的东西，更要见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建立健全，也要见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后两者是更根本的东西，是物质技术上自主创新的可持续的基础。我们在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上一定要在后两方面大力作为。
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而人本身又是超越资源（工具）范畴的目的论范畴。康德指出，人是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工具和目的的统一，人是一种生产力的组成的存在，人是一种社会关系承担的存在，是一种对象化选择的存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存在，是一种实践过程的存在。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一是包括为谁发展方面的成果共享的价值取向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二是包括依靠谁的发展实践主体方面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三是包括怎样发展的尊重规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和谐、统筹发展和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我们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这三方面的内涵，要利用好危机的倒逼机制，强力推进我国在科学发展上迈出崭新的步伐。
（四）以民主社会和服务型政府为支持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一个社会保持自由、生机的根本，同时，民主只有在法治和有序性的基础上，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否则，必然会走向混乱和无序，走向其价值追求的反面。我们要处理好民主、法治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要积极进行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为全体人民服务而非少数人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管理公共领域的能力和服务公众的能力的统一。对于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制度是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的双重结果），关联到重要的终极关怀、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方式以及公平与效率统一性等方面的至关重要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层面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为三方面的科学发展，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根本的制度（社会制度，是人作为工具和作为目的本身的对立统一性的协调实践的机制，制度文明的进步便是增强其统一性的一面）基础。
（五）以文化文明的创新和复兴为归宿
世界历史文明演化的进程表明，新文明诞生的条件具有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基础，所以，其诞生往往伴随着地理位置的重新选择。世界文明中心的转移是以生产力—经济重心的转移为转移的。有多位思想家预言，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复兴将是二十一世纪的基本主题。衰落不会是以前的差距特别拉大的形式，复兴也会是在互相促进、互相交融渗透中完成，只是世界重心有所变迁而已，这是由世界交往已经发达的本质决定的。
我们要站在东方文明复兴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创新等多个层面，其最终要落到包容传统和现代的精髓、东方与西方的优势、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物质和精神的成功的文化文明的创新和复兴上！我们应走出一条综合社会主义优势和资本主义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道路，我们将为世界树立一种模式和典范！
四
对运城市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一是在五大产业集群的发展中，要融入信息化、生态化的价值趋向和绿色技术、绿色管理、绿色运行成果，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从培育竞争力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二是搞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把其和积极扶持好项目、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结合起来，让农业产业化再上新的台阶；三是在发展服务业上，既要以制造业带动服务业，更要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就是发展制造业环节中服务性质的产业如创意设计产业，提高制造业的水平，然后，带动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在金融产业上，我市已取得“金融生态城市”的称号，已进行个人贷款的试点，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的力度，利用好社会资金，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个人创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五是在文化产业发展上，要把利用传统文化优势和培育现代文化优势结合起来，要使魅力运城彰显古老文化的魅力，更要彰显现代文明的魅力，要实现文化事业对文化产业的促进，如我市还没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的图书馆也没有向社会和公众开放，而这也队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如已建成的体育馆要发展竞技体育，也要发展群众体育，开展文化活动；六是及早针对区域发展对运城发展的总体战略进行定位，特别是交通、商业物流和文化、服务业方面的定位，争取在将来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发展中成为真正的中心城市。这些，都需要认真的调研、论证，拿出具体的方案和办法予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