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再一次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对近20多年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整合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国家的发展何以呈现出强盛、停滞和衰落的差别？为什么贫穷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崛起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对于东欧经济转型国家来说，在正式制度安排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市场是否就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些涉及经济增长源泉和机制的探讨，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
20世纪70年代初，道格拉斯·诺思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推断，提出制度创新是长期经济成长的主因，有效率的组织才是长期经济成长的关键。在随后20年里，诺思充分吸收了当时处于经济学前沿的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其整合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经济长期绩效的制度源泉以及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为人们理解西方世界兴起中的国家强盛和衰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为此，诺思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分析则充分体现在1991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以下简称《制度》）一书中。
《制度》出版后，时隔14年，诺思在2005年又出版了《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以下简称《理解》）一书，继续探讨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兴衰问题。该书将经济变迁理解为人口、知识和制度等因素在变化中相互作用的结果，继续强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变化，使得经济发展从人格化交易世界转化到非人格化交易世界。这部分观点显然没有超越《制度》中的解释。
我们不仅要问，诺思的这本新书对经济长期绩效的原因是否提出了新的解释？纵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理解》并没有过多地分析经济长期绩效的制度因素，而是把重点放在对经济变迁过程的剖析，诺思在《理解》第九章指出，人们要改善经济绩效，首先要“把事情搞对”，即正确地认识人类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将这些认识融入信念体系之中，进而相应地改变制度，并使制度结构保持有效率的适应性。正如诺思所指出的，这是对经济变迁过程本质的探讨，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极大的拓展。
与《制度》一书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在《理解》中也像在《制度》一样，再一次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对近20多年处于前沿的实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认知科学、演化心理学、政治学、人类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整合。我们也不难发现，《理解》中探讨的人类行为理性假设及其心理学基础、由此概括形成的信念体系及其导致制度的产生和变迁，都是《制度》中提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主要是对人类活动所处世界的非遍历性假设、信念体系以及所形成制度的适应性效率，这也正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三个关键性要素。
首先，关于人类行为所处环境的假设。诺思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和奈特的不确定性假设。在《制度》中，诺思认为，人们关于其他人行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人们处理信息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从而产生了人们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这是研究经济变迁不可回避的前提条件。诺思在《理解》中，则不仅区分了不同层次的不确定性，而且将不确定性概括为世界的“非遍历性”（non-ergodic），即我们所处的世界不是那种潜在的基本经济结构恒定不变的世界，而是随着时间推移，新奇变化不断涌现而不断改变的世界。
已有的许多经济理论都隐含地假设世界是遍历的，而且假设人们对之的感知是完美的。实际上，人们的感知是不完美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如何处理那些非遍历世界中不可预测的全新的不确定性呢？诺思认为，这还要回答人们行为动机问题。在《制度》中，诺思还局限于预期效用最大化、利他主义动机的讨论。在《理解》中，诺思则将人类行为动机进一步抽象为行为者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认为这是人类演化的关键，人们通过心智与环境的反馈过程，形成信念体系来处理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借鉴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诺思指出，人类的意识依赖于具有基因特征的文化与已有经验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并不总是产生生产性和创造性的结果，有时会产生导致停滞的制度，甚至与超自然信念结合，会产生迷信、神话和宗教等，尽管这也是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秩序。
其次，关于行为者的偏好。诺思在《制度》第十章中指出，制度变迁通常是由于相对价格变化所致的，而“惟一其他源泉是偏好的变化”。不仅如此，“相对价格的变化还要通过实现存在的精神构想来进行过滤，从而形成对这些价格变化的理解”。诺思当时说，“相对价格变化和观念两者的确切组合仍然远没有搞清楚。”
《理解》似乎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在《理解》中，诺思将偏好看作是信念体系的形成，依据认知科学中连接主义（connectionist）理论，他指出，人类在应付不确定性的世界、做出行为选择时，其心智活动通常会形成一个认知模式或基于类型识别的心智模型，也就是说一种经验，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一种联系、知识，而且所认识到的类型和心智模型会从新的经历、与他人思想接触中得到反馈，重新定义。但是，原来形成的经验或联系具有一定的复制性，影响着这个反馈过程。诺思在接受这种认知行为的理论判断的同时，还指出，人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在人们的信念形成过程中作用是有限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理性人行为假设缺乏认知基础，被证伪了。
一旦形成的信念与人们的目标不一致，人们会不断地调整已有的信念和经验。这些信念最终累积凝结成文化和社会制度，提供了部分解决办法，来帮助人们应对频繁出现的不确定性问题。诺思进一步指出，“不仅在社会成员瞬时选择的形成过程中，而且在向我们提供社会随时间推移而成败的动态选择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环境在提供更多的实验和创新性竞争等方面越来越丰富，社会就会越有可能成功。”在诺思看来，这个判断尽管有些大胆，但确实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基础。
再次，正是由于信念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心智与环境之间的反馈过程，意味着所形成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具有适应性。这就为诺思在《制度》中不知如何论证的制度结构的适应性效率提供了微观基础，为评价经济变迁过程的效率奠定了理论基础。
诺思在《制度》中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的理解是，制度框架中内含的激励结构会引导人们学习和知识发展进程，进而将个人决策过程引向促进经济体系不断演进的方向。这个方向既可能是使经济越来越有效，也可能是经济越来越无效。诺思在《理解》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适应性效率是社会在面临冲击时能灵活调整，以及在应对改变了的现实时有效地演进其制度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一种制度结构，在面对非遍历性世界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时，该制度结构将会灵活地尝试各种选择，以处理随时间推移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这种制度结构又依赖于一种信念体系，来鼓励和允许其进行试验，或消除其存在的失灵。
在现实中，苏联恰好是这种适应性效率的反面典型。在诺思看来，最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典型是西欧和美国的制度结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制度结构变迁成功地从人格化交易社会转型为非人格化交易社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诺思虽然不以为然，认为“它似乎并没有直接地做任何我们认为是应该做的”，但是中国的成就让诺思不得不认为，有许多不同的道路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关键是提供一种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激励结构。
基于上述三个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要素，诺思将经济变迁过程看作是一个循环流，首先是从现实中形成最初的感知，这些感知又导致一套信念体系的建立，以解释现实和我们应该的行为方式。这进而导致一个制度结构的创立，形成我们的“世界”。由于现实是逐渐变化的，我们的信念也逐步改变，通过决策和实施的政策也在渐进地修正我们的制度结构，继而有影响现实的变化，如此往复。
最后，需要指出，对诺思的这本新著，很多人不以为然。有人认为是老生常谈；有人认为，诺思虽然综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是选取了某些成果，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有的成果还处于争议之中；还有人认为，诺思对制度的理论研究走错了方向，背离了经济学方法。
不过在我看来，正如书名中的“理解”二字所示，诺思的著作目前仅仅处于理解阶段，有很多论断还不完善，关于变迁机制还没有说得很清楚，甚至该书前后两篇之间显得有点脱节。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理解为我们进一步探寻经济变迁之源打开了许多机会之窗。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美）道格拉斯·诺思著，钟正生、邢华等译，杨瑞龙、郑江淮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