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年102岁，多年来始终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华国锋提出的改革措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果说这一时期有什么首要原则支撑着中国的改革，那必然是消除混乱局面并恢复正常秩序，亦即当时所说的“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和陈云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对造成混乱局面的源头及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在看法上几趋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对农业和工业进行改革是为了将中国恢复到“文革”之前的经济政策上。
在农业中，“统购统销”政策原封未动。“统购统销”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采取的一项紧急计划，但后来却成了中国农业政策的基础。在这场由国家主导的农业改革中，中心环节是继续坚持价格控制。工业改革主要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行的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政策的一次延伸。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国营企业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这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将改革的期望寄托在国营企业身上。
由于国营企业能够在国家计划指标外运作，它们开始了一场意料之外的蜕变，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央的臂膀，国营企业仍然被动地接受国家分配的各种生产要素，遵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润，它们开始在国家计划之外进行操作。因此，当中央计划体制继续承担资源分配的职责时，一个市场机制“双轨制”也随之出现，为国营企业提供指示，让它们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中找准生产对象及生产数量。同时，毫无疑问地，国营部门在“双轨制”的荫护下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最起码，它没有受到经济调整的严重干扰，避免了前苏联集团在经济转型中遭遇衰退的厄运。“双轨制”以及国营企业双重属性的存在，使得评估中国经济国营部门的相对规模变得非常复杂。常规的衡量方法往往将国营企业的产出等同于国营部门的产出，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对其相对规模做出的判断总会造成有失偏颇的高估。
如果不是“边缘革命”重新引入私营经济，中国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当初的既定改革路线上。最初，包产到户、农村工业化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回归都一直受到敌视，甚至还被定为犯罪行为包产到户便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这些从底层发起的改革确实帮助解决或改善了国家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经济问题，例如粮食产量不足、农村贫困化严重及城市失业率高企等。由于当时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威胁微乎其微，政府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对其予以了默许。直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当私营部门产生的经济效益被认可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政府才热情地接纳了这些改革。
改革开放前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边缘化的经济力量发起的四大“边缘革命”在中国迅速催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私营部门，将8亿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了出来，将近2000万返城知青得以自行创业，同时还为国内外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了场所，不经意地向人们展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在经济特区的发展进程中，尽管国家的参与程度很高，但它的主要作用只是为市场经济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设立经济特区并不是为了巩固国营企业，在最初成立特区的地方，计划经济表现得并不成功，甚至根本不存在。这不仅能够使改革避免来自国营部门的潜在阻力，还能把改革失败的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坚守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为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改革策略重心在于维护其核心要素（国营企业），同时也准许边缘革命的发展。但是，维护并非指保持原状，对国营企业实行改革的目的是拯救和巩固国营部门，而不是推行私有化，后者是俄罗斯及其他经济体在转型期常用的手段。因此，当国营部门还在改革中苦苦挣扎的时候，由边缘革命一手造就的非国营部门却得以在国家控制的经济计划之外迅速而茁壮地成长。中国被带回到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之前那个曾惠及全民的经济时代。而同一时期，政府在意识形态及思想上的转变同样至关重要。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发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毛泽东及马克思的经济政策的讨论。然而，对于一个在严格的意识形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将“实事求是”完全融入自身的思想体系。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做出了重要而深远的贡献。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混乱局面的开端，是拖垮新中国的罪魁祸首。然而，胡耀邦认为，问题的根源应该追溯得更远。当共产党采用强力手段解决党内之争时，“乱”的种子就已经悄悄种下了。因此，当经济体制改革仿效四个现代化时这是周恩来于1964年首次提出的胡耀邦也在努力拨中国政治之“乱”。中国要稳定发展，就必须肃清这一根源更为深远的混乱局面，由于有这样的认识基础，在对新政治秩序的构思上，胡耀邦遥遥领先于他的同僚。
此外，邓小平的政治敏锐性和判断力也功不可没。他在1992年回忆改革之初时曾评论道：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回归实践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因此打开了思路。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人们观念普遍落后。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并不相信理论争论能带来政治共识或解决中国政府面对的种种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方针，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大胆的试验活动。中国领导层这一政治思想上的务实转变，与毛泽东及其直接继任者华国锋有着显著区别。如果没有这次转变，边缘革命根本无从谈起。
改革伊始，中国政府将主要精力首先放在了工业和国营企业身上。每一次作战，将军必然会派最精锐、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冲锋陷阵。同样，一个国家也会很自然地选择资源最丰富的部门来实施经济改革。正因如此，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投资最多，相应地，对它们的期望也最高。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这并非单纯因为它们受益于现状而不愿意改变。实际上，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它们的所作所为更像微调，是要维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去改变它。而那些处在边缘的力量则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群体是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及其他在计划经济下被边缘化的力量，他们才是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
当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时，中国政府便已经将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不仅巩固了毛泽东去世后席卷全中国的边缘革命，还正式认可了私营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法地位。作为改革主旋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强化国营部门也终于落下了帷幕。取而代之的，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由邓小平于1982年首次提出的概念，并正式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指导思想。这一全新的思想和政治共识对市场机制表现出满腔的热忱，对私营部门也展示了足够的诚意。市场机制会逐渐盖过中央计划的锋芒并最终完全取而代之；私营部门也将能与国营企业一样，得到更为平等的对待。谁又能想象，在改革的前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竟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纳德·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中文版日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英文版已于2011年出版；上述内容选自本书第三章《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