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把罗伯特·希勒带入人们关注的视野，这位来自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经济学的研究工作遍及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计方法、市场公众态度，以及意见与道德评判等领域，本届诺奖的颁奖辞主要强调的是其在资产价格研究方面的贡献。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其三部著作。
《非理性繁荣》预测泡沫破灭
国内学界对希勒最初的认识，应该始自于2000年轰动全球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2000）一书，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正在克林顿新经济神话的刺激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不断创造历史新高，大众对于股市抱有无限的热情，而希勒像一个冷眼旁观的智者，比较了美国近140年来股票市场市盈率(P/E)的变化情况，犀利地指出股票市场大幅上涨是脱离实际经济运行的反常现象，这种科技泡沫的严重堆积将带来大牛市的终结。
2000年3月初，就在这本书刚刚面世、希勒为了推广新书开始他的十国之旅的时候，美国股市发生巨震，道琼斯指数在几周之内由历史最高点纪录11700点下跌了近20%，同时纳斯达克指数也遭受了重创，由2000年3月最高峰时的超过5000点跌至不到1800点。希勒在书中的观点居然变为事实，他显然扮演了社会预言家的角色，把美国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光环击得粉碎，该书立刻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纽约时报》还把其评为当年非小说类最畅销书，中国的读者也从该书中文版中第一次认识到罗伯特·希勒。而希勒的预言角色并没有就此停止，在该书2005第二版中，他继续对房地产泡沫进行剖析，认为房地产将类似于几年前的股市泡沫面临崩盘，随后2008年次贷危机出现，美国房地产价格果然暴跌，人们再次叹服希勒犀利的视角和深邃的思考。
在这本面向大众的看似通俗的读物中，希勒其实呈现出其厚重的学术积累和独特的思想路线。在成功预言资产价格泡沫的背后，希勒其实是探讨投机性市场的行为、人类的易犯错误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性，他试图理解人类思想的变化、捕捉人类行为最终怎样推动金融市场的运行。这种思路在希勒早期两部扎实的学术著作中已有体现，《市场波动》（Market Volatility，1989）一书中他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司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土地市场、商业组织市场、商品市场、可收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进行研究，其中很大篇幅分析了股票市场和住房市场的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Macro Markets: Creating Institutions for Managing Society's Largest Economic Risks，1993)则是提出了多种新的风险管理合同，如国民收入或不动产期货合同，认为将会出现一场适应现代人生活水平的风险管理领域的新的革命。从这些前后逻辑相关的著作，能看出希勒对金融学的研究除了技术层面的推演外，似乎一直有着更深层次的哲学考量。
把金融学拉到了政治哲学内
《非理性繁荣》面世的三年后，希勒出版了另一部著作《金融新秩序——管理二十一世纪的风险》（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2003），依然是在进行一种预言，即对于全球二十一世纪金融景观的宏伟预言，但这时的他，却更像是一个社会改革者，哲学的深度和词语的晦涩都在显示出他正在用心地堆砌着某种东西。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有破有立的习惯：《非理性繁荣》抨击了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刺激人们开始审视对金融风险的错误理解和错误管理，《金融新秩序》又再以积极的态度引导我们探讨如何摆脱这种金融风险的困境。
而在探讨的道路当中，希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金融学拉到了政治哲学对人本的强烈关怀中，他把对于新世纪全球金融秩序展望的出发点选在了罗尔斯的“正义”上。尽管从事金融运作和研究的人几乎不读罗尔斯，因为金融这个行业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与道德无关的领域，甚至是充满了自私和贪婪，可希勒却仿佛从《正义论》中找到了金融发展的脉门。希勒要求人们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出发，来重新审视金融学最核心的课题即对风险的管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许多实体经济风险，例如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提高、通货膨胀率升高乃至个别地区或工业部门的衰落。这些实体经济风险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住宅、我们的社区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所要形成的制度安排是通过利用多数人来分散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风险，减少个别人所承受的损失。关于如何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新金融秩序，希勒提出了六项关于风险管理基础设施的根本性主张，涉及保险业、金融市场、银行业、税收、社会福利以及国际协议，希勒希望他所提到的几个金融行业都根据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付道德风险、定义契约、选择客户，从而使金融得到逐渐拓展，并实现希勒反复强调的“金融民主化”，即有效地解决经济中不能用努力或才智进行合理解释的不平等问题，从而“把华尔街的客户所享受的利益带给沃尔玛超市的顾客们”。
中国金融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希勒的这种金融哲学在他去年最新的著作《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Good society,2012）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部书把金融市场的关注视角从制度、机制和法律框架转移到了金融市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首席执行官、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监管者、交易商、审计师、金融产品设计者、政治家和教育者，通过探讨这些不同主体的行为约束与激励、相互制约与博弈，来解释理性、非理性和市场之间互动的结果，以及金融与正义的话题。
希勒认为，金融理论中的对称性和守恒定律是美的，金融服务的是人类的欲望和潜能，金融塑造了现代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在动物精神即人类内在采取行动的应激性而不是人类理性的驱使下前进的（这也正是当年行为金融学向传统金融学提出挑战的地方，希勒也一直被视为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由于动物精神的存在，大量人群可能会被传染性社会事件影响，过分迷信于股市，从而带来金融秩序不稳定，但造成非理性繁荣的根本原因还是现有金融体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加之人们面对泡沫的恐惧心理，所以希勒希望能够建成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的数据库系统，将全球市场中的各种风险和获利机会都进行反映，并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化解实体经济风险，让更多的人受益于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扩展市场范围、开放零售金融工具、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实现金融民主化。希勒坚信，金融有充足的潜力塑造一个更加充满正义和美好的社会，为此，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
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希勒在他的著作以及演讲中也多次涉及，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的改革有可能带来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如果经济发展步入新的轨道将引导中国经济走向成功并激励其他地区。但是希勒认为没有理由相信好的结果会自动发生，中国的金融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不比其他国家小，尤其是需要采取步骤调节那些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性的不公正、改善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提供的财政保障以及避免中国的年轻人过于担心生活的未来而不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从希勒的学术轨迹，我们看到了希勒对于金融前景卓越的思考和他对社会中不幸人群的真诚关怀，他这种从正义出发的金融学正是把创造真正的社会福利作为主旨的。但是，当人们已经被二十世纪崇尚自发演进秩序的氛围所熏陶时，不由得会对希勒的构建主义保持异常的谨慎，这是金融学家的“乌托邦”吗？或许许多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金融设施在许多年后变得如此普遍，希勒的主张也许在他看来并不缥缈，他试图做出的贡献只是导引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路径，使人们逐渐地通过金融活动能够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社会中。
□郭艳（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