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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进步为何缓慢?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0年第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01日

知识既是分散的,也是主观的,有些人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信息实际是错误的。怎样的体系才能最好地协调人们分散的知识、帮助人们纠正错误?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故事

  凯恩斯和哈耶克常被说成是论敌,二者的分歧也常常用过于简化的方式陈列。虽然这种粗线条的陈述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这两个经济学家之间关系的真实历史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不得不说,也要有趣得多。

  他们的关系第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是,当哈耶克还只是“一战”后维也纳的一个大学生时,视凯恩斯为自己的英雄之一。这是因为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谴责凡尔赛条约是“迦太基”式的和平,其中“谋杀维也纳”这样的语句,在战后那几个饥寒交迫的冬天,在哈耶克心中引起了一种特别的共鸣。但是,十年过后,哈耶克和凯恩斯刀剑相交。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1931年哈耶克被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关于货币理论的讲座。讲座内容当年就结集出版,题目是《价格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一位参加过讲座的人后来告诉哈耶克,他念讲义的时候让人几乎无法理解,但回答问题的时候却总是非常清晰。对于学院派学者来说,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大部分时候很费解、偶尔很清晰的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了。因此,最后伦敦经济学院给了哈耶克一个教职。

  那年夏天,哈耶克还没开始正式教课,就发表了对凯恩斯的新书《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的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写了好几年,并且被认为是奠定了他作为主要的货币理论家的基石。一场关于二人各自的理论的激烈争论就此展开。这种“激烈”的确是前所未有:与凯恩斯同在剑桥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撰文批评凯恩斯,将他对哈耶克的攻击比作板球中的“人身投球”(body-line bowling),也就是投球手瞄准的不是三柱门,而是打球手的身体—我得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

  那场论战的起因其实简单—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在自己的理论中借助了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发展出的一个框架。维克塞尔用德语写作,哈耶克当然也是读的德语;而凯恩斯只懂一点德语,他在《货币论》中一个脚注真是自己拆自己的台:他承认自己“用德语只能清楚地理解已经知道的东西”。

  凯恩斯这句相当随意的话,就像给自己画上了可供射击的靶心。哈耶克批评凯恩斯只是借了维克塞尔框架的一部分,却整个忽略了维克塞尔在另一本书中发展出的关于资本的理论性基础。形成对比的是,哈耶克将维克塞尔的资本理论纳入了自己的作品。

  哈耶克的评论很礼貌,却很有杀伤力:他本质上是在说,凯恩斯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相关论著,而原因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论著用的是另一种语言(瑞典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Myrdal)就没那么客气了,称凯恩斯的书恰恰体现了英国人对“不必有的原创”的嗜好)。设想一下,凯恩斯当时是剑桥大学的老师、《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的主编,在英国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哈耶克当年只有31岁,比凯恩斯小16岁,是一个刚刚从奥地利来英国闯荡的年轻人,而这场论战又发生在1930年的经济衰退正要发酵为大萧条的时候。可以想见,这场论战的“赌注”是相当大的。相比之下,今天克鲁格曼和科克伦关于经济学家是否预测到了这场危机的争论就小巫见大巫了。

  凯恩斯对这篇评论大为光火。如在学术界里经常发生的,他在几个月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的不悦。而不平常的是,凯恩斯的这篇文章并不只是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还对哈耶克的书进行攻击。这个攻击真是太绝了,我有必要引述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大家才能感觉到那种语气:“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最吓人的错乱之一,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个站得住脚的命题……这本书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一个一开始就错又不知悔改的逻辑学家最终会进疯人院的。”——可不是“人身投球”吗?

  二人后来都停止了辩论,转而投入到自己新书的写作。凯恩斯先完成,于1936年发表了《通论》。用对经济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实践的影响来衡量,这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哈耶克的《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此后五年才出版,可读性几乎为零,也几乎没什么人读过。他不得不另写一本书来注解这本书,就是在“二战”快结束时才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这个故事还有最后一节。“二战”开始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关系迅速改善。在战争融资的政策建议中,二者立场一致。哈耶克在对凯恩斯1940年的那个小册子《如何为战争付款》的评论中表达了强烈支持。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Battle of Britain)开始后,伦敦经济学院转移到了剑桥,凯恩斯帮哈耶克在国王学院找了几个房间。最终,也是最震撼的是,凯恩斯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给哈耶克写了封信,其中写道:

  “你不能指望我接受其中的每一条经济学格言。但是,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我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同意这整本书;不仅仅是同意,还是一种被深深打动的同意。”

  哈耶克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被问道,如果选两个人跟他一起进餐并交谈,他会请谁,他回答:凯恩斯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以我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远比大家设想得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

经济学进步之难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身上学到什么?首先,让我们回到他对经济周期起源的分析上:

  先要澄清几个误解。常有人把哈耶克说成认为市场体系总是能运转得很好。哈耶克的第一本书是《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应该说,在市场经济运行的问题上,哈耶克并不是伏尔泰笔下的那个潘葛洛斯博士(Dr. Pangloss)—坚持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哈耶克认为,商业周期是使用信贷不可避免的共生物。他关于典型周期的描述实际上很好地勾画出了近来这场危机中的至少一部分,特别是在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以及对美国住房市场的影响上。在哈耶克的理论中,当市场利率在太长时间内保持在过低水平时,问题就开始了。这种在政治上屡受欢迎的政策,导致了“不善投资”(malinvestment)—投资的项目过多,其中,有一部分无法维系。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撤回投资支出,衰退从此开始。在哈耶克的理论中,衰退是痛苦的,却是使系统重回均衡的必要调整。他在那个时候的政策建议就是任由体系进行调整,这个建议在当时就像今天一样受欢迎。他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抗击衰退将使不善投资一直存在下去,拖延必要而痛苦的调整过程,并为未来的通胀埋下伏笔。这在今天听来恐怕也很耳熟。

  比周期论更有意思的,可能是哈耶克对监管和对经济学学科局限性的看法。监管方面,必须先声明两件事。第一,哈耶克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监管;他实际上经常强烈批评“放任自由”(Laissez faire)的观念。第二,他也不是一个政策书呆子。他的观察都是很广而化之的。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他创立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的时候,需要维持一个不同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联盟—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到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到秩序自由主义的欧肯(Walter Eucken),再到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和波普尔(Karl Popper)这样在这群人里可能会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者。他并不总是成功:米塞斯在第一场会议中的一节中途退场,抱怨说在场的每个人都是“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的起点和最根本性的洞见,是我们认知的局限性。在哈耶克看来,知识既是分散的,也是主观的,后者还说明,有些人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信息实际是错误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问题就是,怎样的体系才能最好地协调人们分散的知识、帮助人们纠正错误?哈耶克指出了市场价格自由调整的关键作用,价格能够对个体决策发出相对稀缺性的信号,或是通知人们他们犯了错。哈耶克的这些观点,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宏篇大论,包括那些对报酬递增、路径依赖等的讨论之前就提出的。

  哈耶克坚持认为,市场体系要有效运转,需要有一系列的社会机制作为补充条件,包括民主政体、清晰界定和执行的产权、对私人活动的强有力宪法保障、所有人都在法治之下。

  在涉及立法的讨论中,哈耶克每每会在这些一般性的规则体系下谈论,这是一个他认为能够使所有个体最好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并通过价格体系与他人共享知识的体系。在哈耶克看来,市场体系不过是社会合作的一种方式。

  这种观点对立法当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首先,他反对那些涉及限定价格或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政策,因为这对价格体系反映相对稀缺性的能力造成了干预。正因为政府是市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也强调了,政府的行动(有时甚至只是它建议采取的行动)如何能影响到平常人的决策能力。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国家计划得越多,个体计划就越困难。”

  哈耶克的担心还有,面对不断变换的市场起落,监管者是否有足够的知识来做出反应。企业家,包括那些认识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绕过监管挣钱的人,总是向前看的,而监管者几乎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向后看。他也问了一个尤维纳利斯(Juvenal)式的问题:谁来监管监管者呢?

  除了知识不足,哈耶克也担心某些形式的监管可能会加大道德风险,并产生错误激励。他特别警告了一些公司被认为“太大不能倒”的情况。在哈耶克看来,只要是在市场能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市场过程本身就提供了一种自我监管方式,也就是,从消费者选择、对手竞争、盈利的萝卜和亏损的大棒等中产生的市场纪律。如果哈耶克看到近来几个国家政府将那些“太大不能倒”公司的损失分摊到全社会的行为,这个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强烈反对。

  哈耶克说明,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已经使得充分监管难以保证。再结合其他有关政治过程的理论,比如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选择派的观点,人们恐怕还要进一步丧失对于政治过程将产生正确政策的信心—如果我们知道正确的政策是什么。总之,哈耶克眼中有效监管的可能性,是悲观的、冷峻的、发人深省的。

  最后我还想说,我最早被哈耶克所吸引,不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也不是他关于市场的想法,而是他的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他关于经济学局限性的说法。哈耶克是在上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争论中发展出了知识分散性的想法。有了这些想法,他当然就拒绝接受那个年代许多经济模型含有的信息完全假设,也拒绝接受关于理性的假设,甚至最终还拒绝使用均衡概念来开展理论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今天的标准经济学课程中提及甚少。

  很多情况下,我们能做到的最多就是粗线条的预测,或是提供关于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则性解释。人类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真是相当有限。哈耶克这种可谬论主义的结论在他1955年首次出版的一篇论文中非常明显。他写道:

  “如果对一些高度复杂的问题,我们很大程度上仅能从原则上提供可靠的解释,那我们就不能忽视这种解释方式的缺陷。正因为这样的理论难以证伪,所以那些较差的理论要被淘汰时间就会很长,这也跟理论使用者的辩论技术和说服力有很大联系。要区分对与错,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试验能做到。

  “可能会有一些自命不凡的、过度夸大的理论产生,因为没有什么简单的测试能够证明这些理论的有效性,只有同在这个领域里并且同样有水平、有良好感觉的人才有能力做出驳斥。对于存心设下的骗局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惟一有效的戒备,可能就是一直提醒自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

  “这不是由于这种科学(经济学)还不成熟,没有理由这样说。认为我这篇文章只是要解决这些学科一些暂时性、过渡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能被克服,那会是对我文章完全的误解。”

  这解释了经济学的进步为何如此缓慢,为何高度智慧的人们到今天还不能就经济如何才能最好运行的问题达成一致,以及为什么这种状态还将永远存在。

  本文为作者2010年4月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新经济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启幕大会上的演讲,《中国改革》经授权翻译发表,略有删节

  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dwell)为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史中心主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哈耶克文集》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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