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29日，“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期简报将会议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报告和评论内容简要整理如下。
中山大学的徐现祥博士和李郇教授在会上做了“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的报告。他们在报告认为，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省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Barro回归方程定量分析我国省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因素，而没有直接探索省区经济水平的决定因素；尤其是，现有的文献在尝试定量分析市场化进程与省区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基于此，他们根据经济增长文献的最新进展和我国经济史文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历史作用的讨论，提出了一个分析我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制度性假说，即当今各省区内生的社会基础设施（即由制度、政策等构成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其当今经济绩效的差异。一方面，我国各个省区当今的经济绩效取决于各省区当今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我国当今的制度变迁与建国初期曾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内在的联系；其三，私营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省区在50年代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各省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软环境。因此，可以用三大改造前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情况作为各个省区当今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用以对社会基础设施在决定各个省区的经济绩效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以1998年的劳均实际GDP为被解释变量，设立了包括常数项、地理位置和社会基础设施变量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以1949－1956年间各省区私营工业实际总产值的最大值作为社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理因素以后，社会基础设施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前述制度性假说。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吴晓露在会上做了“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从要素禀赋与制度演进角度切入”的报告。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单一对外贸易萌芽阶段、出口商品综合基地起步阶段、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全方位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特征，首先，台州外向型经济的起步与发展主要依赖于自身区位条件和民间经济的自我积累；其次，台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由最初的资源驱动型转变为结构优化型，近年演变为科技领先型发展模式。促进台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因素既有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等自然禀赋因素，也有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因素；从制度因素看，台州之所以会形成以内源民间力量推动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并取得较大成就的关键在于，与市场经济高度相容的区域性商业文化环境促进了民间企业家资源的形成和市场化的进程，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为寻求制度变革中的共同租金而合作，成为台州制度创新中的“第一行动团体”，有效解决了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激励和交易效率问题。
云南农业大学的苏艳娜做了“云南经济增长途径分析”的发言。论文利用云南省1978—1999年的技术选择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研究发现，在这22年中，当云南省的技术选择指数增加时，人均GDP呈下降趋势，而当技术选择指数降低时，人均GDP增长。进而，她报告了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回归的结果。数据的经验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表明，云南经济与全国经济水平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云南省的发展战略与其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培林博士在会上报告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近年来对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认为中国现在仍然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另一类研究认为中国现在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减弱。林培林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对分析对象带来的产出损失是实际产量的5%。本文运用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的基本框架分析了目前中国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产生的原因，并认为，中国目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既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也有改革以来的新的现实因素，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历史因素来说，建国以后，政府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支持承担了战略性任务却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这种赶超战略并没有完全放弃，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需要政府的保护，并以预算软约束等形式表现出来。在企业下放、中央和地方政府划分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之后，地方政府就要担负相应的软预算约束补贴责任，因而地方政府就有积极性保护当地企业。这样，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保护赶超企业免于国际竞争的行为，在分权改革体制下演变为各省份保护当地企业免于国际和其他国内省份竞争的行为。从现实因素看，分权式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决策权、资源支配权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而发展战略并没有彻底转变，于是各地政府在发动一轮新的赶超，新的赶超也必然导致各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初步的实证检验表明，越是赶超的地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越严重；随着发展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因此，本文蕴涵的政策含义是，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首要的条件是放弃赶超战略，其中中央政府彻底放弃赶超战略，改变对基层干部的考核体系，又是至关重要的。
（孙希芳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