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1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在李玲教授和卢锋教授主持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许宪春司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胡大源教授和的卢锋教授分别就“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和对策”、“经济普查年度中国GDP核算的变化”、“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估测——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运用和解读”、“环境经济评估与预测：来自北京十年入户调查的证据”和“谁来控制内需？”做了演讲。会议还发布了有关2006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若干指标“朗润预测”初步结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师生、北大国际MBA校友、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大学、研究所及众多媒体参加了会议。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CCER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简报报道易纲教授、胡大源教授的发言内容。
易纲：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和对策
易刚教授首先说明，“失衡”主要是指国际收支的失衡，而国际收支失衡在去年主要表现为贸易失衡。中国对美国、对欧洲有巨大顺差，但对日本、韩国、台湾省、东盟十国有较大逆差。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反映了全球化，反映了国际分工，也反映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新格局，即中国从邻国那里进口原配件产生逆差，加工后出口到美、欧、形成顺差。在这种格局中，一方面中国赚的钱比较少，创造的增加值比较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终产地也承受美国和欧洲的很大压力，反倾销等问题的焦点也都集中在中国。尽管中国有顺差也有逆差，但总体来说在去年有1000多亿美元贸易上的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也比较快。2005年底中国有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比日本差99亿美元，中国不久可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好事，同时也是挑战。
中国的一年期央票利率与一年期美元LIBOR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利率。2005年1月份，两个利率相等，在此之后，一年期美元LIBOR已经高于一年期央票利率。2005年3月17日，央行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62%降到0.99%，此后利差就变得比较大。现在一年期美元LIBOR（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已接近5%，而央行一年期票据的利率在1.8%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跟美元的利差超过3%。这个利差和我刚才说的不平衡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利差为中国稳定汇率、为不平衡的调整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和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根据利率平价理论，预期的汇率变化百分比应当等于两国利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美元利率比人民币利率高3％，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在3％或3％以内，那么从套利的角度说，攻击人民币就无利可图。根据美国最近的数据，美国产能利用率还在提高，美国经济还是相当强劲。格林斯潘在任期结束时又加了一次息即第14次加息。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是4.5%。人们认为再加一次即加到4.75%的概率在80％以上，甚至还有人预测可能还要再加一次息。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和利差窗口，实际上是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时机。
现在对于全球经济失衡有三种流行的观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大顺差、美国大逆差、亚洲中央银行资金流向美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是市场的选择，因此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种观点是少数人的观点，不是很受欢迎。第二种观点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宏观政策是失衡的原因，所以要求中国和亚洲国家调整宏观政策。这种观点比较流行。第三个观点认为目前的不平衡主要是美国的双赤字和亚洲的高储蓄，所以美国做调整的必要性是最大的，其他国家的调整只是对美国调整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这三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显然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是市场力量自愿选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利的。它可以持续到一定程度，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第二点结论是，这样一个失衡必须引起重视，全球主要经济体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进行政策调整，但是调整过程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个结论就是要关注硬着陆的风险，但是硬着陆可能性不大。最后，国际经济失衡是很多基本面的失衡，而汇率调整对于调整这种巨大失衡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汇率调整上，或者是主要寄托在汇率调整上。比如说美国储蓄率低、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特别大的基本面的事实。通过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来增加美国的储蓄率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大幅度降低中国储蓄率，不能把这种大的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寄托在某一个名义变量的调整上。当然汇率调整还是应当值得我们重视的，这种调整会是一个渐进的、平稳的过程，并且会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进行。
胡大源：环境经济评估与预测——来自北京十年入户调查证据
胡大源教授首先介绍了三次北京居民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调查时间分别是1996、2000和2005年，都在同一个季节。调查对象是北京城八区城镇居民，包括城八区农业户口。调查内容都有综合分析、环境、交通这三部分，但是不同年份侧重点不太一样，最开始涉及到住房和金融，2000年对互联网做了分析，2005年增加了医疗与健康方面的问题。抽样方法是随机抽样（分层抽样 + 系统抽样）。调查方式是入户访问。三次调查中接受调查的户数分别是1996年633户、2000年805户、2005年545户。可对北京城八区600万城镇居民进行推断，在95%的置信度下平均抽样误差小于4%。
综合三次调查来看，北京市民对于住房、治安、教育等问题的关注程度基本上持平，而对交通、环境、医疗的关注程度明显上升，特别是对医疗的关注在2005年调查明显比以前高出一大块。在环境这方面，对于湖河水质、空气质量、垃圾清运、城市绿化和环境噪音的不满意程度呈下降趋势，但是对自来水质的不满意程度明显上升。70％的北京居民认为过去五年中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是通过分析“不满意”、“一般”和“满意”的具体比重可以发现，真正认为满意还是比较少，只是原来“不满意”这一部分转移到“一般”了。北京96%的天数中首要污染物为悬浮颗粒物，空气污染防治是北京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是世界上悬浮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以1993和2001年，以两次申奥为契机，北京空气污染物排放降低，颗粒物污染得到改善。
对于环境变化的价值评估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直接损失评估。以沙尘为例，可以计算医疗保健费用、清扫费用、财产贬值损失、能见度降低的不利影响等。但是这种方法并不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它有两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认为它通常只表明了损害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方式往往会低估危害的严重性，而且这种方式非常被动，没有考虑自身调整的能力，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所以国际上过去20年间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显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这两种方法。显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假定存在交易市场，可直接参照市场价格；即使不存在交易市场，但可通过市场商品关联因素推算，如Hedonic Price（享乐定价法）借助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估计，Travel Cost（旅行费用法）借助旅游成本进行估计。这两种方法在目前中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没有发展良好的房地产市场，同时旅游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方便。第三种方法就是陈述偏好法，国内翻译成CV法或者是或然评价或者是状态评价法。这种方法操作起来非常直接，直接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询问民众的支付意愿。
上文三次调查中都有这样的陈述偏好法问题：“如果可以将北京空气中颗粒物污染含量降低一半，您的家庭每年最多愿意支付____元？”。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愿付值”在1996年是157元，2000年是158元，2005年是223元，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分类别来看，收入较高者的平均愿付值较高；认为空气质量在下降的人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平均愿付值较高；健康状况差的人对改善环境质量的平均愿付值较高。陈述偏好法容易受到批评的特点就是不太稳定。但是从平均愿付值的比例分布来看，三次调查中都集中在50元和100元，其它数值的分布也比较稳定。
陈述偏好法的缺点是不确定性、不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可能产生的偏差是出于对策或抵触心理而不能如实陈述偏好，或者对自身偏好不确定，以及对部分和整体的支付意愿缺乏考虑等。陈述偏好法的优点是适用面广，操作灵活，能综合反映环境破坏的损害，特别是被动使用价值 (passive use value)，包括存在(existence)价值、遗产 (bequest) 价值，期权 (option value) 价值等、非使用 (nonuse) 价值等。
关于环境预测的部分，需要强调几点：燃煤污染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继续下降，汽车尾气污染上升，沙尘污染不确定，因为决定沙尘污染的不确定因素多，包括沙尘暴和沙尘天气变化趋势、沙尘源、防护林的效果、各部门的治理与协调等。
(刘鎏、赵洪春、唐杰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报告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