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女经济学者专场（一）讨论会于2016年12月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103教室举行，本场讨论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毛尚熠主持。报告人有邓卫广、杜凤莲、肖海翔和周春芳，评论人有毛尚熠、邓卫广、王亚峰以及张涛。
第一位报告的论文作者是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邓卫广，报告的文章是《Bargain within Marriage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文章利用中国双胞胎调查数据（CATS）和中国代际关系调查数据（CIGRS），检验了代际互动与家庭内部博弈的关系。结论表明：（1）随着亲生孩子的相对收入增加，父母提供给自己孩子的金钱较少，但给孩子配偶的金钱增加；（2）相对收入增加会导致子女向父母和岳父母提供额外的金钱转移；（3）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子女在普通日子里会增加回自己父母家的次数，并减少回岳父母家的次数；（4）子女的相对收入越低，与父母一起度过春节的可能性越小，与岳父母度过的可能性越高；（5）相对收入的增加导致子女减低主动给父母打问候电话的可能性。
评论人毛尚熠认为文中对于愧疚感的定义并不是很清晰，其中对于一个个体而言，其对父母的金钱转移和配偶对配偶父母的金钱转移所产生愧疚感的变化方向不能确定。在场学者有人提问文中加入愧疚感能对个人产生什么收益，报告人回答说个体对岳父母提供金钱转移后会使配偶产生愧疚感，从而提升自己的效应，长期来看家庭地位更高。
第二位报告的论文作者是内蒙古大学的杜凤莲，文章题目是《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福利的影响》。报告人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至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DID）识别了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福利影响。得到的结论是：（1）与农村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体重增长缓慢2-3斤，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身高无显著影响；（2）母亲单独外出务工或父母共同外出务工的儿童自评健康状况变差；（3）父亲单独外出儿童成绩排名下降，母亲单独外出或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儿童抑郁水平增加。
评论人邓卫广对文章进行了总结，认为如果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况如果影响到父母外出决策的话，使用DID的方法仍然不能解决内生性。然后提出由于农村性别的偏好，可以对留守儿童的性别进行分组检验。学者提问母亲单独外出或父母均外出务工为什么不单独分组，报告人回答说由于农村大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均是男性，母亲单独外出的数据量太少。
第三位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周春芳报告了她的论文《职业流动视角下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研究》，文章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2009和2013年的数据，采用0axaca-Blinder分解法，检验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贡献。结果发现，对于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样本，职业流动促进了其就业质量的提高。但职业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幅度更大，进而导致了就业质量性别差异随着职业流动而扩大。
来自安徽工业大学工商学院的评论人张涛认为高就业质量与低就业质量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是否能够从分位数的基础上进行分解。此外，对于职业流动的定义，文中使用了三个指标来分析，分别是流动频率、由个体私营企业流向非私营企业、是否行业内流动，对于指标的选取，张涛对此提出了疑问，并希望能找到文献依据。
最后一篇论文报告来自湖南大学的肖海翔及其论文《Numberof children,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elderly health：Evidencefrom China》。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数据检验了家庭孩子数量、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采用logistic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1）没有子女或有两个子女的老年人相对于有一个子女的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更差；（2）有两个子女的老年人健康状况与有一个子女的老年人比较接近；（3）相比于那些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不与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差，且距离子女越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文章的评论人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王亚峰，他认为文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内生性。首先，应该分离孩子数量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的机制，然后，居住地的安排很有可能是由老年人健康状况决定的。
（文：黄轲 摄影：戴彬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