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5日下午，来自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World Bank）的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进行了题为“对贫困地区的援助是否具有持续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采取的反贫困政策在克服绝对贫困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地理上不平衡表现突出，比如本次研究考察的对象广西、云南、贵州是中国最为贫困地区之一。这些贫困经济中的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要素市场和风险市场失灵，包括迁移限制导致的低资本劳动比；管制下的土地分配，农户无法通过保险分散的风险。另一形式表现在贫困地区对产生正外部性活动中的低投资所导致的低度发展。这一切说明，给予一个有良好目标的外部刺激，如政府扶贫计划，能随时间对贫困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得收入增加，并使这种效应得以扩散。
研究对象的数据采集基于十年前开始的世界银行对中国西南部减贫项目（World Bank’s Southwest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SWP）及资助结束后四年的回访调查。这一项目时间跨度为1995-2001年，以战胜西南地区落后农村的贫困为目标，包括给贫穷农户提供资源、社会服务和乡村基建，覆盖了35个贫困县，款项涉及4亿6千万美元。项目资金主要分配在：增收活动（如发展家庭养殖），农业外雇佣（如给予乡镇企业支持），社会服务与基建（如给贫困家庭孩子的学费补助），机制建设和贫困监控等。其中针对农业、乡村基建、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占了较大的份额。与中国政府的扶贫计划相比，SWP在部门间具有更多的整合：增加农业基建与人力资源发展相配合；也具有更多的社区和农民参与，更多的资源。在项目参与者的选择上主要涉及农村的选择和农户的选择，贫困村都来自贫困县并且以一种事先决定的客观的但不是公式化的标准进行选择，60%的农户得到了个人贷款，这些农户由早已存在的农民委员会自行选择。但是无法通过保险分散的风险依然存在，诸如天气变化、新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向外迁移的风险等。
世界银行对这一项目影响的自我评价反映在其执行完成报告（Implementation Completion Report，ICR）中,它运用了项目组内自我比较，实际假设了如果没有SWP的参与农村在贫困上不会有任何改进，这一假设值得怀疑。在对其真实影响进行分析时，马丁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影响反映了当地政府计划和SWP的共同作用，我们只能确认SWP的影响增量，同时须考虑当地对外部援助的政治经济的反应；其次，评价的时间跨度值得注意，发展项目可能需要较实际操作中更长的评价期；福利影响的测度需要考虑，如运用消费量可能比收入量更能反映长期效应，生活水准的提高可能滞后等。
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鉴于双差异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能消除任何时间不变的偏差如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造成的偏差，忽略的变量（omitted variables）造成的偏差等，故用它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但在这一估计中依然存在两种随时间变化的偏误：其一为实验组（treatment group）和对照组（comparison group）的互相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就是外部资金的注入将改变当地政府的资助选择从而影响对照组农户的收入；其二为由于贫困农村的异质性所造成的初始条件不同，将影响到后续收入的增长变化，如一个非贫困县的贫困农村的周边环境较贫困县的贫困村极为不同。为了减少初始相关性造成的估计偏误，加入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score matching），在条件外生的设定下去除偏误。最后利用倾向评分对受控观察值进行加权回归。
在数据的获得上，所有调查的实施都由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NBS）的农调队（Rural Household Survey team，RHS）完成。数据覆盖了200个村的2000户随机选取的农户，其中有一半未参与SWP；被选取的农户都有涵盖每日所有交易的记录和关于生产的日志；同时针对农村、农户和个人三个层次进行问卷调查；当地的调查助手对每个农户大约两星期访问一次，并对在当地统计局发现的数据不一致进行了重新确认。为估计对生活水平的长期影响，RHS尤其对农户的消费量和收入量的估计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SWP的调查数据就是基于RHS的这一数据，包括了农村、农户和个人三个层次的数据，以1996为基线，以112个实验组农村和86个比较组农村为样本，并用概率单位检验（Probit test）去除退出偏移（attrition bias）。
研究的结果表明，援助对于贫困地区几乎没有长期影响。在资助期结束即2000年时，实验组农村在平均收入量上赶上了对照组，但是消费量依然落后于后者，而到了回访的2004年和2005年，实验组农村除了消费量的落后，收入量也变得比对照组少。这一描述性统计说明，农户对收入量增加的反应表现为储蓄行为而非消费或者投资行为，而消费量的变化趋势说明援助只带来了微小的持续性影响。运用倾向评分加权并剔除部分离群值，我们可以得到更小的回归离差。加权前（simple diff-in-diff，simple DD，简单的双差异法）和加权后（Score-weighted DD，评分加权的双差异法）的回归估计得出了与我们在描述性统计中几乎相同的结论。此外，对实物收入的影响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显著的，没有迹象表明援助对于货币收入有影响；消费方面，对实物消费具有显著的长期影响；在农业生产力、利息支付和贷款偿还以及税收方面，援助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影响；资产方面，只对家庭养殖具有显著影响；有关农业生产的产出和投入价格也几无变化。在劳动力方面，资助期学校入学率显著提高，但在2004年已经大部分消失；对家庭规模有短期影响，即农户拥用更少的孩子，但未能维持到2004年，对人口迁移没有影响。总体来说，对于贫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助期内援助对平均水平有巨大影响，收入变化大，尽管在显著性水平上不高，但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在长期内更显著。
下面来考虑农户的两种异质性所造成的对影响的估计偏误，其一为直接的参与者和非直接参与者。前者指获得了SWP和政府贷款的参与者，如我们所知，它覆盖了农户数的60%；后者指仅享受SWP提供的公共物品好处的农户。两种回归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简单的双差异法表明在资助期内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著，评分加权的双差异法则说明二者无显著差别，这里可能忽略了有关选择贷款接受者过程的变量。第二种异质性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的相关影响上。我们发现，教育水平和长期收入间具有强相关性，也有证据表明，在资产和住房上，援助对受过教育的农户有着长期影响，但在农业生产力方面却无显著影响，尽管受过教育的农户具有更高的收入。这一结果表明，如果SWP资助所有“贫困但受过教育”的农户（项目仅覆盖了受过教育农户总数的61%，而未受教育但受资助的占未受教育农户总数的59%），即使未受教育的农户没有收入增加，长期看平均收入也将达到原来的四倍。那么，在农村委员会选择过程中不够重视受过教育的农户这一事实，使得SWP的影响打了折扣。
运用快速评价方法（rapid appraisal method）对问卷结果进行处理，在对于“生活水准是否提高”这一主观评价中表明，SWP资助过的农村并没有比未参与项目的农村有更显著的差别，即使考虑最初的差别也不会使结论产生任何改变。但是该方法中的回忆偏移（recall bias）影响了对援助影响的评价，因为人们无法很好地回忆长期变化并且对现期的生活水平比较敏感，以及比较重视其他的特定因素而非消费量。这一主观评价结果中也包含了一些人们对于目前福利和生活条件的感知，将其与人均消费进行回归，结果表明，SWP农村和未参与项目的农村没有差别，唯一的例外仅仅是感觉到道路质量变好了。在信贷上，只有那些直接参与者的信贷可获得性得到了提高，而且此影响是持续的。
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除了农户的异质性，溢出效应也将影响援助的最终影响，从而造成估计上的偏误。由于土地交易在法律上受到限制以及习惯使然，显然没有劳动力移动造成的溢出效应。我们也没有发现贸易效应和价格变动，从而排除了这种形式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造成的偏误主要表现在当地政府对资金的移置（displacement）上，由于SWP的介入，政府可能把本来给予贫困村的援助资金移置给未参与项目的贫困村，从而使我们低估了SWP的真实影响。但是测度出来的偏误较小，真实的影响只比数据上表现的影响高出17个百分点。
整个研究让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1）在资助期内，一个把收入增长作为关键指标的评价方法并不能很好地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项目真实影响的评价，在此研究中，参与农户在资助期内所获得的大量收入增加对消费量影响极小，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被储蓄了。（2）在资助期结束后的四年里，不论是参与SWP还是没参与项目的农村都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实惠，但SWP农村在平均收入上只有少量增长。（3）SWP援助形成的长期影响不能忽略，参与项目的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降低了五到十个百分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关于SWP影响的整个故事。首先看农户的行为：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储蓄率。当我们用最简单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解释时就会得出：参与者把大部分的收入增长视为暂时的，从而SWP对消费量的影响可以反映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对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进行分解，我们发现2004年消费增长超过了持久收入增长从而使PIH变得似是而非（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消费只可能是持久收入的一个比例，消费增长量不可能超过持久收入增长），但我们还是不能拒绝持久收入增长和消费量增长等同这一原假设。相应地，2000年的收入增长反映了农户在资助期内对收入增长不确定性进行了预防性储蓄。其次，当地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溢出效应上。尽管在本研究中这一效应引起的偏移较小，但在其他设定下这可能会是个大问题。从整体上看，SWP相当于在资助期内提供了一大笔带有不确定性的暂时收入的增加，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大部分收入增加被农户储存，有限的消费增长随着时间扩张。尽管受过教育的农户具有优势，但由于农村委员会的选择过程，援助对于这一群体的覆盖率较低，从而进一步影响到SWP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大推进”（big push）或者“良性循环”（virtuous cycle）的增长刺激并不会如期望的那样，对减轻贫困具有实质的持续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