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1日，2005委员会“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商界•午餐会在钓鱼台大酒站举行。在2005委员会理事长王波明的大力引荐和推动下，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与2005委员会理事进行对话与座谈。此次活动由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主办、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协办。2005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哈佛校友会会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傅军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活动吸引了近100名来此政府、企业、学术和媒体等领域的代表。
在简短的欢迎词后，傅军教授开门见山：“作为主持人，我先扼要地谈点我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担心或问题，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回答：
第一是关于美国。我注意到，很多人常常把今天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与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我的担心是，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比那时更具挑战。那时，美国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现在已是后工业化时代。问题是，随着IT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市场的倒塌，后工业时代效率增长的新的源泉是什么?那时，最终是二次大战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拉了出来。听听罗斯福总统当时的演讲 -- 我们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这些因素不在的前提下，往前看几年，美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
关于中国。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尽管如此，今天占世界人口大约1/5的中国，它的GDP大约是世界总量的10-15%，按不同的计算方法。与自己的历史相比，在1820年时，中国的人口大约是世界的1/3，当时它的GDP大约占世界的1/3。可见，从人均看，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今天，中国的人均效率大约是美国的20%，日本的25%，韩国的30%。请问，中国到今天为止改革之路已走到了哪里?还有哪些亟待于进一步提高?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关于世界经济。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中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需要政府的原因之一是，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指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但是，国内市场有主权国家，但是全球市场却没有超越国界的主权国家。剃普•欧尼尔说，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保护主义抬头，出路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回应大致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关于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斯蒂格利茨教授承认，今天美国面临的挑战确实比大萧条更大。他不无嘲讽地指出，那时银行还是银行，而今天银行变成了赌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市场的作用本应是手段，而不应是目的。但是今天在美国，这似乎已经颠倒了。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制造的只不过是很多想象的、虚拟的财富。在经济中高达30%的利润属于金融业是不合适的。在宏观层面，美国要做的必须是在重组资本，纠正资产价格，这是艰巨的工作，估计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在微观层面，美国还必须纠正目前错误的激励机制。与此相关，美国要回答的问题是，谁对目前巨大的损失负责，是纳税人还是华尔街。
与30年代相比，的确，那时美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今天已是后工业时代。当时人们能听到的故事是，农村人口从诸如奥克拉欧玛州向城市大规模地迁徙，而今天，美国从事农业劳动力只占全国的大约3%。这使今天的经济复苏工作更具挑战。目前从表面看，虽然失业率是8%，但是，由于服务业工作的性质，很多人现在其实是少拿钱、半时工作。如果把他们计算在内，估计失业率已高达20%。随着IT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市场的缩水，估计美国的经济将在相当时间里“呈很长的、深度的L”形态。如何从今天的困境中走出来?美国必须改变花的比挣的多的习惯。这还取决于美国的政策选择。借助凯恩斯的思路，从更高的层面的总需求看，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另一种战争，即提倡绿色经济和向贫困宣战，从全球范围看，还没有满足的需求是大量存在的。
关于中国经济，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大约只是美国的1/8，因此具有很大提高的空间。总体上中国市场走向的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但是中国应从美国金融市场本末倒置引发的全球危机中吸取教训。中国的成功经验的一个启示是，在赶超的某一阶段，缩短资本的间隔是有限度的；而缩短知识的间隔似乎是无限的。你们出国学习，回国服务，我们在这里的对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往前看，中国经济的最大结构问题是，供给大于需求；靠出口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提高中国国内家庭的消费是关键，这当然涉及排除深层面制度的障碍，包括各利益阶层的代表性。比如，他在美国就建议在政府中设置消费者部长一职。至于中国经济刺激方案保8的目标，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这是有难度的，但是目光更长一点，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走向。
在谈到世界经济时，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不全球化加剧了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富国还可谈经济刺激方案，虽然法案的好坏可以再讨论。比如他认为，对美国来说，考虑到气候变化和环保压力，与其救助汽车工业倒还不如向中国学习投资铁路。但是，贫穷的国家根本无钱，更不用谈及刺激方案，它们将是世界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批评了美国目前的政策，包括“买美国货”的保护主义倾向，他注意到，在去年G20会议后，现在已有17个国家不同层度地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他还指出，美国在对外出口了非管制化和信贷按揭后，今天又用大量的钱来求助自己的企业，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全球市场的“平面赛场”，很难想象，一个发展中国的企业可以与华盛顿政府竞争。他认为目前全球的治理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倡议扩大诸如G8、G20的代表性，并鼓励中国应该不只是被邀请参加这些国际性的俱乐部，而是因该更大胆地说话。他将建议成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先是从专家组开始，然后再加上政治份量。对话或开会为了什么?正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对话结束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总干事王波明代表2005委员会向斯蒂格利茨教授赠送了礼物。北京哈佛校友会会长傅军教授向斯蒂格利茨教授送了他近期完成的《国富之道：一项理论导向的跨学科实证研究》的书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他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他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主持开展着“中国经济新增长制度设计模型”的重大课题。早在2006年，他就说，全球经济主要风险在美国。2008年底，他说，“世界正面临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并且将至少再持续一年以上。”他不乐观于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却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