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7日-19日，“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以下为4月19“博鳌电视辩论会”实录。辩论会主持人为CNBC主持人宋马丁，嘉宾为尼尔森公司全球副主席白素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米特拉。
宋马丁：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代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组织者和赞助商我们进行电视辩论，也就是亚洲下一个竞争优势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广泛的注意。过去五十年当中，西方的发展模式似乎遭到了置疑，亚洲接下来的发展道路中发展道路在哪里，接下来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来了一些专家，请他们进行讨论。当然我先要介绍女士，来自尼尔森的全球副总裁白素珊；我想苏珊非常理解亚洲的消费者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期望值。亚洲希望尽快复苏，保持原先的持续发展。另外我们请到了樊纲先生，在座很多人非常了解他，他是一流的经济学家，他非常大胆，有的时候也会发表非常大胆的论调。在中国恐怕经济学家也有的时候就像摇滚歌星似的。
那边是许小年先生，他也是中国领先的经济学家，另外我们还请到了拉特里奇先生，他做私募，而且你们可能也还记得，他实际上在里根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帮助为美国政府总统提出咨询意见，我们请到了这四位最优秀的前沿经济学家，首先有请樊纲先生说一下过去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出口的，世界银行似乎觉得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是发展非常繁荣，但是现在因为西方世界的经济下滑，所以你们觉得在接下来的亚洲发展当中怎么样在往前进？继续沿着价值链往上走。
樊纲：现在全球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对于亚洲总产品的需求相对来说会下降。但是，这并不是说出口本身是一个坏事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其中的35%的劳动力仍然在农村，然后现在又是面临这么大的危机，有两千万的人不得不回到农村去了，他们需要非常大的市场。当然，大家都会说，中国需要增加消费、增加内需等等，可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是非常贫困的，人均GDP收入还只有3000美金，还是很贫困的。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全球市场，需要出口，需要由于出口带来的就业机会。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如何减少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的确太高了，达到了50%，我们必须提高购买力，必须增加消费，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就是说下一个阶段，如果说亚洲是希望能够继续增长，那么必须要保持两点，一方面是坚持出口，另一方面是加强国内市场的发展，要尽可能两条路同时前进，这样才能进一步保持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
宋马丁：樊纲，您刚才提了非常好的想法，亚洲是不是又需要出口，又需要国内消费。
拉特里奇：我觉得亚洲需要能源，所谓的能源不是石油、煤的能源，指的是年轻人的能量，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亚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年轻人参与到工作当中来，需要他们更好的建设经济。中国将来不会有什么问题，苏珊在尼尔森集团体会到在亚洲地区的发展脉搏，我觉得美国经济已经失去脉搏了。经济活动根本是能量的转移，人们把资源利用起来，改变一种能源的形式。当然，包括了信息技术、教育、医疗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领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会造成污染。
宋马丁：你的想法非常有意思，不是制造一些东西而去出口，而是以服务的形式进行能量的转移，包括中国国内年轻人或者亚洲的年轻人如何做能源的、能量的转移，是不是能够听听苏珊的意见。中国经济增长放慢了，樊纲前面讲到增长力是6.1%，你们那边的数字是多少？
白素珊：我们的数字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点是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我们最新有一些数据，看了世界上五十个国家，中国现在的消费者信心仍然非常强，亚洲的消费者信心比美国强，消费者认为，是不是在衰退当中，有35%的中国人认为处于衰退当中，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个数字是最低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机会，人们现在还是愿意旅行，为了花钱买衣服，还愿意花钱购买一些更好的技术，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年轻的，充满能量的群体，他们还是这个国家的希望。可能是在电视业里面，或者一些移动手机，或者其他的终端设施，其他技术创新的机会，这在中国都是存在的。
宋马丁：苏珊的数字说明中国消费者的乐观情绪还是很强的，原先这里的经济增长是10%，左右，现在降低到6.1%，许教授觉得6.1%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率先了，其他国家梦想达到6.1%的增长速度。
许小年：6.1%的GDP增长率的确是衰退的，如果不改变增长模式的话。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到改变，6.1%的速度本身来说是相当好的速度了。我们如果说能够重点把低端的低附加值的制造转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上，中国保持6.1%的增长速度，保持完全的就业，这是相当不错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的产业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其实并没有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很多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我们需要高增长率吸收劳动力，如果我们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不需要两位数的增长率，因为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甚至比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对于亚洲来说，或者对于中国下一个竞争优势在哪里，就是改变增长的优势，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纠正经济当中的不均衡。
宋马丁：我们怎么提高服务业再就业的贡献率？
樊纲：的确这是问题所在，到底做什么服务呢？金融服务？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已经是做过头了，金融业在经济比率当中占太高，必须有一个平衡，中国必须发展服务业，受到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高度的服务业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人均GDP只有3000美金，服务业的水平只能占到这个地步。有些人现在已经做服务业了，像东莞这样的地方，有的人他们在制造业里面，在工厂里面被辞职了，可是他们也发现，在服务业里面失业或者被辞的人可能更多，也就是说服务业受到的打击更大。我是非常同意必须要达到平衡，所有的东西都要达到平衡，经济学家就把它叫做均衡，就是不同部门、不同的产业都有恰当的平衡，我相信中国、亚洲已经从低端的产业向更高端的产业转移，从制造业、服务业等等，长期来看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剩余劳动力，有些是农村劳动力，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就业岗位，我们需要所有的一切，我们需要服务业，同时我们也需要工业，需要出口也需要国内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我觉得不能把重点单一放在某个领域当中，但问题就是市场的限度在哪里，而且这是长期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
宋马丁：您说中国要改变结构，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比如一个年轻人慢慢长大，慢慢成熟做领域的事情，在亚洲来说在服务行业有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我昨天一下子想到的是呼叫中心，非常好的旅游景点，还有五星级入住率非常高，西方国家希望有这样的好成绩，在我看来服务行业提供的是就业机会。
拉特里奇：我认为在麦当劳里面给人家递饮料，那就是服务行业，其实我现在发现，服务业不仅仅是这些，因为你在做能源的转换时候，是在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创造价值。所以，只要是一项政策能够促成就业就是好政策，任何政策毁坏到就业机会就是不好的政策。我说到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比如扩大建设通讯网络，扩大教育体系的质量，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地区可以建立起信息交换的网络，这样才能实现实际的价值。那么，中国和美国经济体之间不同之处就是，美国GDP40万亿，12万亿的资产，是资产密集型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体要死掉，谋杀掉很困难。但中国的资产对GDP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会跟大家说，中国能够达到美国资本对GDP的比例，这需要资本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好比12岁的年轻人，需要不断地学习，使经济体不断学习。
宋马丁：你讲的就业机会，只要创造就业就是好的政策，樊纲先生，现在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花了大量的投资，这样能不能促进就业？
樊纲：这是短期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两者之间不一样，现在大家都在讲，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制等等，需要体制建设才行，否则花钱就白费了，我们做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针对建筑工人，我们处于城市化发展时期，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促进就业，但长期来看没办法促进就业，经济刺激计划不能代替其他的政策，促进其他行业发展的战略，能够促进长期就业的战略，问题就是这样。政府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以后，大家都要抱怨，抱怨什么呢？政府过多地偏重某些事情，尤其偏重建筑行业，而不够重视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要么就是制造行业，或者是服务行业的企业，这儿企业能够创造长期就业，而不是短期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思考的。但问题就是，短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如何转变成为长期的促进就业的政策。
宋马丁：您讲得非常有趣，我们讲了很多变化，重新调整行业的重点，现在看来政府必须进入领军企业领导转变，还是领导回过头来想一想创造好的环境，允许中小能够做他们擅长的事情。
许小年：我同意第二种看法，请允许我们澄清一下，我们做的财政刺激计划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做了一些计算，不是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我讲的就是新增的投资计划有一些投资是已经预算当中规划出来了，根据我的计算，可能总额是两百亿是新增的投资计划，这是2009年的新增投资计划。即便是这个数字，在我看来也是没有必要的。
宋马丁：为什么没有必要。
许小年：我们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可能释放出巨大的需求，家庭巨大的储蓄资金，而对于消费品像汽车的需求也非常高，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所以这一块的需求非常之大，我们不需要政府花钱创造需求，需求已经存在了。政府要做的是，要继续执行经济改革，释放现有的需求。把潜在的需求转变成为实际的购买力，让中国人把钱花出来进行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政府需要做什么呢？如果有资源放在社会保障体系当中，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是50%，美国的储蓄率是0%，因为他们自己赚钱养老。
宋马丁：您说得非常对，就是要重建铁饭碗，政府八十年代的时候打破了铁饭碗，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亚洲的下一个竞争优势，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继续回来，我们这里是一个特别的电视辩论，辩论主题是亚洲下一个竞争优势。未来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变成什么样子，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发展模式，刚才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跟许小年教授进行讨论，刚才许教授就说，现在中国需要进行重新平衡，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要刺激消费。而且给中国人一种信心和安全感才能做消费，现在政府二十年前打破了铁饭碗，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政府想重新建立工作上的安全机制，我想继续谈这个话题，请苏珊继续，几分钟前我们讨论中国消费者非常有信心，令人惊讶，即便他们没有非常好的社会保障体制。
白素珊：我最近了解一个采访，了解亚太地区的情况，自从去年年底以来他们的信心有所下滑，但信心水平仍然非常高。在中国的信心指数依然是80%，这比美国要高，所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信心水平非常高。我们考虑到未来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他们会调整自己的信心水平，大家觉得这不是买入的好时期，因为考虑到经济危机等等。我们做访谈40%的中国人说，现在是买产品的好时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数都高。这个数字背后说明中国人的信心水平非常高，也是回应了刚才中国同事所说的观点。
樊纲：我想讲两点，我同意中国需要改革，需要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是大家可能会误解两件事情，第一是政府的改革政策以及当前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改革政策是改革现有的体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年才能完成。经济刺激计划是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今年就释放出一定的需求，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毫无疑问长期来看中国需要很多的改革，但我们需要同步来做两件事情，两件事情需要同步进行。不是当前要做经济刺激计划，就放弃了当前的改革策略。经济刺激计划需要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二点中国家庭的储蓄率非常稳定，过去十年、十五年都是非常稳定的，差不多达到30%。之所以中国的储蓄率能够不断上升，就是因为公共部门的原因，包括财政部门、税收部门他们获得了巨额的税收收入，GDP不断上升，企业的收入也不断上升，所以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从这一点来说，社会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通胀率下降了，现在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如何改革政府的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所以我觉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中国的消费品行业就能够动用中国家庭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时候消费就会上升。
宋马丁：确实企业行业是这样的，企业储蓄拉动整个储蓄的上升，而且他们不断地提高效率，而且政府还清理了不良资产。
樊纲：有一些收入是隐性的收入，比方由于石油价格的上升获得巨额的收入，还有没有提供给政府的收入。
宋马丁：我们听到有许多并购的趋势，现在中国许多企业都是想确保安全的供应链。
拉特里奇；是的，他们至少努力做到这一点，但还没有做到。我非常高兴听到许教授说，不需要政府创造需求，我希望您为奥巴马总统提供建议，因为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完全失控了。我们讲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五千年的历史，最开始发展农业，之前我们住在山洞里吃果子生活，农民的失业率是零，失业率是现代出现的概念，以前并不存在失业。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进行创业，现在经济问题可以自己解决，现在的问题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创造出能够为客户带来价值的就业机会。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这样才能获得非常好的高管人才，才能获得很好的品牌，这个过程比较困难，你要考虑政府的问题，所以必须谨慎，而且静悄悄的来做，这样可以延伸供应链。
宋马丁：许多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已经失业了，他们非常愿意到这边来寻找就业机会会不会有海外的人才移民到这边，迁移到这边来寻找就业机会
拉特里奇：我相信一定会有，有很多的人才回到中国。你需要时间培养私募资金的专家，还需要让这些人回来，培养精英的年轻人才。现在的体制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来说，没有一个专门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你需要资金才能实现增长。
宋马丁：我想回应一下，经济刺激计划推动经济发展，政府是想提供新的贷款，新增贷款达到40%都是为了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我想问一下融资情况如何。
樊纲：确实要获得融资非常困难，现在政府是在做一些支出和投入，我们来看这是公共的项目。你怎么把钱放到私人手里呢，这是很难得，银行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许多公共项目都要进行公开招投标的流程，据我所知有不少中小型的私营企业参加了公开招投标投公共项目的建设，参与到项目当中。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宋马丁：这个项目不是为中小企业设计的。
樊纲：中小企业怎么让价格更有竞争力，他们的规模可能小一点，他们有人才，他们的效率更高。与大国企相比，这也是他们在第二轮的招投标当中获胜的原因。
宋马丁：大家大会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
提问：我代表资产管理公司，刚才樊纲教授说到分配上的问题，市政府发行了两千亿人民币的市政债券，很多人担心这一部分钱大部分大会投入到服务业当中，或者投入到产出的部门当中，而且投入到政绩工程当中。这种政绩工程能够让当地政府表明自己的功绩，我们投资了，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您认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如何携手合作这个问题。
樊纲：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没有区别，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我认为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专注于基础设施那倒没有关系，但是贷款如果投资投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创建更多的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增加产能，问题就更大了。问题是执行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地方政府促进高科技的发展，首先不是发展高科技就是占优势了，而且高科技行业不能带来更多的就业，这就是刺激经济一揽子的计划的焦虑之一，不单是对地方政府有焦虑和担心。现在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像铁路、地铁等等，在这要补充的就是，我们要小心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仍然没有消化掉，中国不需要过多的产能，需要对已有的产能进行重组。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有一些错觉，也就是中国在下一个阶段发展当中就可以一夜之间成为高科技的国家。刚才你谈到搞了政绩工程，但是这样的政绩工程在短期都起到反作用。
提问：我来自一家海南房地产公司，是一位副经理，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关于储蓄的。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中国人出许这么多钱，支出这么少，请问樊纲教授，因为你解释了这个现象。我认为这种储蓄率高和社保体系有关，即使我本人都有不安全感，如果我们有免费的教育、免费社会服务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樊纲教授怎么认为？
樊纲：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政府给您提供所有的事情，像养老金、医疗，这些都免费的话，你会觉得安全吗？你说当然安全，由政府支付，对将来生病不需要担心了。但中国这样的国家，刚才您也提到了债券，我们有那么多的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的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我们能不能什么都由政府提供，政府能够提供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应该承担一部分呢？我们应该承担一部分，即使在美国如果社会保障太多，社会福利太多国家就跨了，欧盟和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指望政府包办一切，平衡才是正确的。最终我们仍然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储备、做一些准备，为不时之需做一些准备，包括生老病死等问题。所以，储蓄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一些储蓄，我们不希望按照美国的方式来生活，把钱都花光。但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中国人民的储蓄率保持稳定，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社保的改革，过去我们谈到了很多的因素是不利于消费的，但是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贷款、信用卡、城市化在过去几年当中，更多的通信通讯、更多的消费手段也是作为另外的因素是鼓励消费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们要改变国家收入的分配，结构性的改变收入分配才是最重要的。
宋马丁：许小年教授，您刚才提到平衡，政府应该承受多少？我们谈到教育、养老金、医疗，政府应该承担其中的多少？几周前我知道，在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人口的大部分，很多的储蓄是嫁妆储蓄，为子女嫁娶的储蓄，难道政府为子女的嫁娶做准备吗？
许小年：社会安全网是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和医疗铁饭碗的是保证就业、保证收入，两者之间比较区别开，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一样。铁饭碗不好，我们永远要消除这样的体制，但社会安全网不一样，安全网方面政府做的事情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且我们的储蓄率还在上升，因为对于居民来说，投资机会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房地产、A股，我们对很多行业都放松管制，让资本流入当中，特别是服务行业放松管制，我们不能建立数以千计的医院，我们看到中国的医院多么拥挤，为什么不能创建更多的金融机构呢？中国80%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任何的金融服务，我们有7亿多农民得不到金融服务，他们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政府需要做的是放松管制，解除管制，让市场、人民考虑如何分配资源，而不是政府的支出，只要政府还在主导资源的分配，就有浪费、贪污，效率低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进入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轮阶段，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而不是靠政府支出，而不是样样都管。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的投资渠道，包括金融投资，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投资。
樊纲：这是微观经济学，投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储蓄。
许小年：美国有一个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的储蓄率接近于零。
宋马丁：讽刺的是，美国的储蓄率有所回升，今年有可能达到10%。
拉特里奇：许小年教授让我看到我过去的问题，美国就是要放松管制，其实在放松管制的过程当中，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信息，让人们做出重要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的发展，将来五十年也要继续发展，这样才能把奇迹续写下去。今天，中国的中小企业竞争力非常强，而且面对的经济环境比美国中小企业更加严峻、更加市场化。大家都在谈市场，实际上市场在如果你做不好的时候，市场会杀死你，所以市场是希望严峻的挑战，是非常严格的测验，市场在中国发挥作用是非常好的，如果中国进一步放松管制，市场机制就会得到进一步发挥。
提问：我来自澳大利亚，我在这想谈一谈消费者行为，也就是说消费者把钱投入什么方向。如果使用边际收入进行消费的话，比如说买一个浴缸这就和买计算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消费行为当中我们如何通过改变消费行为来鼓励中国消费者的支出，因为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是有限的，固定的，把钱投在哪对增长有重要的意义。
白素珊：给孩子买电脑的可选项的问题，对于消费的问题是非必须得消费非常重要，在今后十二个月，消费者会做可可有可无的消费。
宋马丁：从表面来看我们看到消费是可有可无的消费，是非必须的，也就是说当经济减速的时候，人们觉得很沮丧的时候会不会买自选的消费产品，让他们感觉更好呢？
白素珊：在一些国家减少了娱乐支出，减少外出就餐，减少了煤气、天然气的支出，但中国绝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中国甚至没有减少手机的更换，他们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拉特里奇：美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去年的9月1日美国开始停止花钱，一分钱都不花，因为他们担心银行破产，我们看到雷曼兄弟破产了，货币市场银行业让大家感到害怕。从去年8月以来，美国人从银行当中提出850亿美元放在家里，相当于美国去年8月的银行储备金，他们担心美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当形势好转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又恢复正常。您刚才谈到的是美国的恐惧另外一方面。
白素珊：美国的情况有一些持平，至少消费者信心没有进一步下滑。
拉特里奇：我们有月度的数据是美联储分局，我们看到4点钟这个数字出来，这个数字一旦往下降，说明形势开始好转了。
宋马丁：我们今天已经超时了，希望每位访谈嘉宾最后说一两句话。
白素珊：我想讲基本点，当你开一家公司希望成长要做好基本功，要在产品当中进行投资，现在做投资是很好的时机，通过投资成长自己的公司，但要注意质量，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质量，特别在困难的时刻。
樊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复杂的，在短短的访谈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要考虑改革，考虑短期的稳定，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些任务划分清楚，我们要有不同的政策针对不同的事情。如何提高投资的效率，我们需要进行很多的改革，政策上的改革，如果我们要想完成短期的目标那么我们就需要宏观政策保稳定的配合，所有这些工作都同时要向前推进，但是请大家不要认为，有哪一个政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理论没有告诉我们的，无论长期、短期，改革和其他的政策，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的政策，这才能有增长，我讲的是亚洲的增长，而不是中国的增长。
拉特里奇：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记住各个经济体是短缺的信息网，价格把资源的短期度变成人们的决策，过去一年当中我们看到信息网失败了，像电网断电和灯灭了一样，但不要因为一次断电就把整个系统丢弃掉。在我看来，现在大家要感觉到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所以我鼓励所有的人不要等待政府帮你解决问题，不要等待大公司为你解决就业机会。
许小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正在继续表演我们的经济奇迹，在过去我们做得非常成功，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政策非常成功，所以我们不仅要找到短期，还要找到长期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凯恩斯主义，也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要相信中国人民，相信中国市场。
宋马丁：非常有趣，很抱歉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必须到这里结束了。我要感谢所有嘉宾，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这里是讨论“亚洲的下一个竞争”的电视辩论，谢谢大家的参与。
